關鍵詞: 景觀；生態設計；人工自然；設計生態；土地鑲嵌體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nature has been dissolved in the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therefore, traditional defensive ecological design methods should towards more broad and more ac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landscape - the man-made nature as a structuring medium to construct the new order of urban ecology, and proposes the new paradigm of design ecology to rebuild large scale build environment and to recollect gradually fragmented urban fabrics.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Artificial Nature, Design Ecology, Land Mosaics

 

　　1  引言

 

　　毋容置疑，生態學對城市和環境設計的影響尤為重大，特別是從奧爾多·利奧普德（Aldo Leopold）的《沙郡年記》（1949）、雷切爾·卡森 (Rachel Carson) 的《寂靜的春天》（1962）、伊恩·麥克哈格(Ian L. McHarg)的《設計遵從自然》（1969）和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 T. T. Forman）《景觀生態學》（1985）出版以來。在前赴后繼生態主義浪潮的影響下，生態設計儼然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劃設計的理論與方法。

 

　　然而，自從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全球性的城市蔓延:包括北美及歐洲的郊區化、中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城市的迅速增長，導致這些區域肌理的碎片化現象，形成了復雜的土地和空間的鑲嵌體，并由此產生巨型尺度的城市區域空間結構。這些現象正在全球范圍內改變著大尺度的景觀特征，自然與城市的關系由此發生了徹底變化，純粹的自然（原生態的自然），不說是無處可尋，至少可以說是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所謂“自然已死”。按照哈佛大學理查德?福爾曼的說法，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土地鑲嵌體（Land Mosaics）的城市空間特征，因為受人為的影響、經營、設計和規劃，當代的自然已失去其純粹形式，已被技術的力量所穿透，而成為一種人造的環境[1]。然而長久以來，由于我們深陷“人工與自然”、“自然與城市”、“保護與開發”諸多二元對立的矛盾之中，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相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與探索。為此，本文試圖跳出這種二元對立關系，以景觀這一“人工化的自然”為城市結構性的載體（Structuring Medium），提出“設計生態”的新范式，作為對快速城市化、全球化和日益抽象化的城市環境的一種回應，并希望以此重新組構大尺度的人為環境，縫合日益碎片化的城市肌理。

 

　　2  生態設計：面對當今城市的局限性

 

　　西蒙-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圖亞特-考恩(Stuart Cown)對生態設計的定義是:任何與生態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2]。這樣的設計就好比葉脈與葉面的關系：設計就是葉脈，而葉面就是自然，生態設計就是將設計融入自然中去，從而顯著減少設計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圖1）。

 

　　圖1 麥克哈格的大峽谷規劃

 

　　長期以來，環境限制性的生態規劃理論、疊加圖方法以及適宜性分析為大家所熟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麥克哈格的《設計結合自然》。它為使用土地的經營者和規劃者提供一個土地的使用與生態系統之間“匹配”的操作方法。通過對構成特定自然生態系統各組分進行分析，判斷各種發展事物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最終推薦出最合適的土地使用方案（圖2）。然而，當今城市、鄉村，甚至包括偏遠的風景區等，所有的自然形態都可以說受到人為制造、經過人為規劃或者管理甚至人為破壞的影響，所有這些既成事實，都對傳統防御性的生態設計理論和方法提出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