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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近來巴黎決定打破禁令重建高樓之后，摩天大樓開始計劃修建，除了一些建筑設計師對放松建筑物建設限制條件感到鼓舞外，三分之二的巴黎人堅決反對。在這場建筑師、規(guī)劃師、市民以及政府等眾多群體參與的爭論中，誰是誰非并不那么簡單。

　　一座古城考慮的規(guī)劃應當更加謹慎，即便是頗具當代藝術感的規(guī)劃，也受到和現(xiàn)有歷史遺產融合的種種限制。不過，古城巴黎最近依然在為當代建筑的落戶做出一項努力。

　　不久前，巴黎市政府批準了一座180米高的金字塔型大廈建造計劃。不出意外的是，這個由瑞士知名設計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的德拉諾埃塔，剛剛公示便遭遇市民強烈反對，命運尚不明朗。這個位于巴黎南部凡爾賽門的建筑項目，是在新任市長德拉諾埃打破巴黎1977年通過的“摩天大樓禁令”不能在巴黎建設高于37米的建筑物之后，官方決定建設的6幢高層建筑的第一幢。

　　盡管這個巴黎新摩天大樓的先行者遭遇了意料之中的反對，但巴黎打破禁高令卻已是既成事實。而巴黎市政府通過競賽，將這第一座建筑形態(tài)鎖定在象征意義強烈的金字塔上，又帶著借由“瘋狂建筑”而吸引眼球的沖動，或許還有著“復興”古城的野心。而放眼世界，迪拜、阿布扎比甚至北京，正在經歷著類似的蛻變，巴黎并非個案。

　　巴黎需要驚喜？

　　“巴黎這城市，既保守又浪漫。”易道公司城市規(guī)劃總監(jiān)李鳳禹評價。

　　近年來，法國的GDP增長正呈下降趨勢，城市格局的一成不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對經濟發(fā)展構成制約，因此“這次城市建設上的‘限高令’突破，雖然為市民和專家反對，但卻不失為城市內部發(fā)展突破的第一聲號角”，李鳳禹表示。

　　“有突破就難免遭到反對。但任何城市規(guī)劃，背后都有一個政治過程。”易道公司執(zhí)行總監(jiān)劉泓志說，“不要忘記，今天的巴黎也是當初由規(guī)劃師奧斯曼大刀闊斧、整齊劃一地人為造就的。”

　　雖然建筑本身不會改變，而人類的審美和對一座建筑的評價卻不會一成不變。縱觀巴黎近代建筑發(fā)展，并不乏“先抑后揚”的成功案例。從1889年建成的埃菲爾鐵塔，到1977年開放的蓬皮杜中心，再到1988年貝聿銘設計的盧浮宮金字塔，巴黎市政府或許正期待著赫爾佐格和德梅隆帶來另外一次成功。

　　況且，赫爾佐格和德梅隆之前剛剛在中國打了一場翻身仗。奧運會后被全球眾口一詞盛贊的鳥巢，已經很難使人想起從公布方案開始它經歷的諸多非議和攻擊。

　　“公眾對一座建筑的評論就像對一個人的印象一樣，很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或某些事件的發(fā)生而改變。今天回頭再看，我們甚至可以說，鳥巢當初受到非議，被迫去掉了可開啟屋頂，反而讓它失去了成為一個最完美建筑的機會。”李鳳禹說，“我們的建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創(chuàng)新，大部分時候是教你如何遵守。”

　　盡管現(xiàn)在誰也無法肯定，這座現(xiàn)在看來鶴立雞群的金字塔，將來會處在怎樣的建筑審美與思潮之中。它會成為又一個埃菲爾鐵塔、蓬皮杜中心，還是那座丑陋的蒙帕納斯大廈？而后者是導致30年的禁高令出臺的直接原因。但“巴黎可以有這樣一個驚喜”，劉泓志說。

　　只是，如果這一座金字塔得以成功建造，緊隨其后的還有5座高層建筑躍躍欲試。這樣的驚喜會不會太多了些？

　　有多少畢爾巴鄂可以重來

　　一座建筑、一個明星建筑師，帶動一座城市，成功的案例當屬西班牙小城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設計師弗蘭克·蓋里和畢爾巴鄂最終得到雙贏。一個亟待突破的城市，一個明星建筑師，重復的案例在世界上已經有好幾個，而這些城市本身的規(guī)模及其肯投入的力量比畢爾巴鄂有過之而無不及。

　　巴黎的動作很容易讓人想起2008年初歐洲另一城市莫斯科請來另一著名建筑師諾曼·福斯特設計一座可容納3萬人的超大型水晶島。至此，不管公眾輿論意見褒貶，至少建筑師已經吸引了眼球。

　　“很明顯，用建筑去帶動或復興城市，已經形成一股潮流。”劉泓志說，“這不是壞趨勢，如果一座城市固守既存價值而沒有新的創(chuàng)造，城市本身的生命力也在消磨。”

　　但這種潮流很容易讓人想起中國的高考——千萬人擠獨木橋；或者風行全球的選秀活動——幾百萬人的海選，卻只有幾個人能夠成功。何況“成功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建筑或建筑師。如果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展品乏善可陳，畢爾巴鄂不可能單憑這么一座博物館振興”，李鳳禹說。

　　畢爾巴鄂與北京的成功、中東城市的瘋狂，或許讓巴黎、莫斯科這樣的歐洲城市也有了不甘寂寞的心情，培植了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只是巴黎和幾個發(fā)展中城市的區(qū)別卻在于，北京有著奧運會這樣一個介質；迪拜與阿布扎比本身即相當于一張白紙。而巴黎，已經有了固守成規(guī)的規(guī)劃潮流和審美方式。

　　況且，鳥巢是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可以為所有人帶來美麗的記憶。而“金字塔”，不過是一個包括了辦公室、會議中心、旅館、餐館的商業(yè)項目，受益者也許只能是幾百戶業(yè)主和開發(fā)商。

　　“造房子都是為了經濟，這也是一種經濟調控的方式，每個城市都想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可能每次經濟下滑就建一個標志物。”HLA建筑事務所主建筑師侯梁說，“北京的建筑做得非常張揚，為了起到城市名片的作用，需要別人記住北京新的形象。而且北京的建筑大多都是公共建筑，比如新CCTV大樓。可以說，北京的奧運場館建筑投入相對來說是比較合理的。但驅動巴黎大手筆動作的并不是一個城市大事件，不能和北京相提并論。何況北京的一系列新建筑中也有失敗的案例。”

　　“潮流來了，但大浪淘沙中，肯定有人要失敗，有人要為這份潮流買單。”李鳳禹總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