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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是凝固的音樂。中國古建筑主要是木石結構，我稱之為木石的史書，綜合的藝術，歷史的見證。

　　歷史，一個是文字的歷史，還一個是實物的歷史。中國歷代的各種建筑，宮殿、園林、寺廟、民居等，都是實物的歷史，歷史凝聚在了這些實物身上，它們也驗證了歷史。

——羅哲文

　　86歲的羅哲文先生，今天仍在古建筑文物保護的領域里奔波、忙碌著，經常是提起箱子就走，下了飛機又上火車，一個月數次出差在外，不在家是常事。問及羅老如此辛苦，身體是否吃得消，他笑笑說，從前我們經常一起去跑的“三駕馬車”（歷史學家單士元，99歲，建筑學家鄭孝燮，94歲，古建筑保護專家羅哲文，86歲）中我還是年輕的呢！現在單老已不在了，我們這“兩駕馬車”還在跑。

　　是的，與古建筑研究保護一生結緣的羅哲文，不遺余力地在這條他傾注深情的道路上奉獻、奔跑。

　　“學古建筑，這是緣分，也是偶然和必然”

　　1940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不少國立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都遷往后方西南地區，在那里堅持辦學和研究工作。創建于1929年的古建筑研究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也從北平遷到了四川宜賓的李莊駐扎，這里聚集了一批古建筑研究領域的精英學者，如梁思成、劉敦禎、劉致平、莫棕江等。

　　那一年，高中畢業才16歲的羅哲文，在報紙上看到營造學社招收學員的告示，當時他并不了解營造學社是做什么的，可見考題中有寫字、繪畫等內容，感到很有興趣，便一心去投考了，并且成為眾多考生中唯一被錄取的。就這樣，羅哲文踏進了一生結緣的古建筑學之門。

　　羅哲文說“這是緣分，也是偶然和必然。如當年營造學社不是遷到四川宜賓，我的家鄉，而是遷到了別處，也許我這一輩子就會與建筑學失之交臂，這是偶然；而我從小喜歡工藝和繪畫，在同時考取幾所高校時，我自主選擇了有興趣，又有工資的營造學社，這又是必然。”

　　到了營造學社，羅哲文先是為劉敦禎先生抄寫整理《西南古建筑勘察》的文章，并繪制一些插圖。半年后，梁思成先生見他在繪圖方面有培養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幫助自己繪圖和整理資料。

　　那時，羅哲文經常跟著老師們去各處測量古建筑，拿皮尺，跑距離，回來再幫老師繪圖，整理測量數據和資料等。這段時間，他不僅掌握了建筑學研究的基本技術要求，還學習了古建筑實地測量后，如何進行文字記錄和圖形描述。

　　羅哲文說：“我至今難忘的是，梁思成先生對我這個學藝青年的耐心細致和傳藝精神，他從繪圖板、三角尺的使用，到削鉛筆、擦橡皮等小技都手把手地教，并多次和我談線條的藝術性問題……”

　　特別是有一次，羅哲文生病發高燒，其時營造學社為躲避日軍飛機轟炸，搬到了更偏僻的鄉村，根本找不到醫生，梁思成先生就特地跑到鎮上，請來同濟大學醫院有名的王大夫為他診病，并親自給羅哲文喂水喂藥。像梁思成這樣名氣很響的建筑專家，能如此細微地關照自己的徒弟，使年輕的羅哲文深受感動。

　　1944年夏季的一天，梁思成帶羅哲文一起去了重慶，這是青年羅哲文第一次重慶之行。那次，他們在重慶工作了一個多月，羅哲文只記得按老師的要求，把事先用鉛筆標出符號的草圖繪成正規地圖。那些鉛筆標出的符號，即是日本占領區的古城、古鎮、古建筑、古文物所在位置，記得其中還繪制了一張日本京都、奈良的地圖，上面的古跡也都做了標記。后來羅哲文才知道，這些地圖，是美軍接受了梁先生提出的在戰爭中保護文物古跡的建議后才繪制的。由于有了這些地圖，二戰后期美軍飛機轟炸時，避讓和保護了中國的一些文物古跡，日本京都、奈良二城的宮殿、古寺、古塔等也才免于被炸，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日本人后來得知了免炸的秘密，紛紛感激地稱贊梁思成為“古都的恩人”。

　　在梁思成看來，“文物古跡應作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來加以保護，完全可以超越政治因素”。從老師的思想和身體力行中，羅哲文受益匪淺。

　　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采納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議，于1946年初創辦建筑系（當時叫營造系），并聘請梁思成先生為系主任。從此，羅哲文便跟隨梁先生來到了清華大學，一面在系辦公室擔任助理，負責處理日常事務，一面還在清華建筑系邊聽課，邊繼續從事古建筑的調查和研究工作。

　　羅哲文說，“在清華的4年，我補學了工程學、力學、現代測繪學等不少專業基礎知識課程。這樣，加上營造學社的6年時間，10年寒窗，我總算在古建筑研究和保護方面打下基礎。”1949年，羅哲文還與建筑系師生一道，參與了即將誕生的人民共和國國徽的方案設計評選，為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一份力量。

　　1950年，26歲的羅哲文被作為專家調往文化部文物局（后改為國家文物局）擔任鄭振鐸局長的業務秘書。此后，他一直沒離開過國家文物局，和他所熱愛的古建筑古文物打了一輩子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