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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979年夏季，我們跟隨費以復先生從浙西北的烏溪江來到上海，拜望了他的老師顏文樑老先生。在紛雜卻又典型的老式樓房的底層，八十多歲的顏老先生帶著孩子般的激動，親手展示他的畫作：最具印象派風韻的早期風景作品，南京路永安公司的紅綠霓虹的夜景……他那急促的碎步和老者特有的執拗，構成一幅神采明亮的寫照，甚至比他的繪畫還要感動我們.我們第一眼就被老畫家的單純、樸直所感染。另一邊，全系在職老師中年齡最大的費先生徒然變得年輕，臉上掛滿孩子般的笑容。那一幕被留在記憶中，比當年所有的繪畫本身更深刻。

　　1985年春，趙無極先生在學院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繪畫講習班，來自全國8所美術院校的師生27人參加。學習班結束時的匯報展上，學院請來了國立藝術院的創建者之一、當年的教務長林文錚先生。林先生是蔡威廉先生的丈夫，蔡先生于上世紀30年代去世后，林先生始終獨身一人。曾因研究宗教，被指搞迷信，入獄多年。其時林先生結束牢獄生活并未太久，老人端坐在展廳正中，幾乎不敢多動。但只要趙先生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中就會閃出一道為人師者才會存有的目光。趙先生也變得年輕，握著林先生的手風趣地對大家說：“林先生過去經常‘罵我’。”林先生回答：“你現在不是‘罵’成功了嗎？”老師是一份特權，一份在知識傳授之中給予精神和心靈榜樣的威權。這種威權還帶著某種永生的契約，無論經過多少歲月，那威權仍在根處塑造著彼此的情懷，同時又牽連著一種特殊的、歷史的譜系關聯，一種跨越代溝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

　　朱金樓先生是我院藝理兼備的學者型的教授，也是我學生時期就認識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那時我方才大二，學院用當年全院經費的十分之一買了一批國外原版圖書，最讓初見世界藝壇面貌的學子們心儀。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向朱先生表達了對鮑納繪畫的喜愛。時任圖書館館長的朱先生就把鮑納畫冊借到他的家中，讓我到他那里閱讀，并要我試著翻譯，如果當時我的英語稍微更好一些，或者說我能更珍視這種難得機會，也許中國第一篇關于鮑納的譯文應該從這里出來。1986年，《從素描走向設計》書稿完成，朱先生主動提出為書寫序，并在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將我們參考的書目重讀一遍，然后為這本六萬多字的書寫了近五萬字的序言。1987年，我為當時浙江油畫展寫了一份前言，試著用跳宕的散文筆調，抒寫浙江油畫的歷史。這篇短文受到朱先生嚴厲的批評。我反反復復地感受到這次批評的意義：那種牙牙學語的遣詞造句、附庸風雅的文章對寫作者所構成腐害的警策。

　　這老先生與更老的先生之間的情懷，已經鑄成了我們自己的關于學術家族譜系的精神印記，由此我們成了某一類人，某一類談論自己藝術觀點時如孩子般純赤的人；某一類見到先師習慣側身而立、卻又極少恭維阿諛的人；某一類可能會在沉默和激烈中疾迅擺動、卻總在眼角寫出真情的人。我們被如此塑造著。世事總在遷變，不同的人又性格不同，但這種歷史感卻總以純一的精神表情，引領著我們在藝術攀援的同時，領受某種家族般的神態，并在心靈深處潛化而為一種特殊的認同。這種歷史感中包含了對湖山風月的獨特依偎；包涵對人生四季只見閉情的、淡定而冷峻的雅質；包涵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陶然忘境；包涵舍去湖山諸般好處、唯求日暮晨曦原汁原味的存在的執拗；包涵“猶之惠風、荏苒在衣”的從容和灑脫。

　　這種歷史感，淡，卻宕定；柔，卻彌遠；幽微，卻簡古；如詩如縷，卻生生不息。《詩品》“沖淡”一格中說：“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那曾經于修竹之下的親歷親察，在心中呈神輿之契，發載歸之愿，此即是記憶的返鄉。如若我們襟抱這種歷史情懷，我們就在家園中，日日在家園精神的豐實的歸途上。許江 丁亥除夕于南山三窗閣

五谷雜糧與學院精神 　　古代中國，稱五谷者，麥、菽、稷、麻、黍。其中麥類草本植物，中外俱熟，菽指豆類植物，麻指麻類植物，黍指黃類、小米類植物。稷即粟，泛指玉米與谷子，其意最重，被尊為五谷之長，帝王奉祀為谷神，又將政權江山直稱社稷。五谷中，并未包括今日袁隆平的秈稻。與稻香米甜相比較，中原北地的五谷大部分屬粗雜之糧。但面對今日城市諸病，五谷雜糧即成最養人，也最科學的自然食譜。綜合藝術系諸君以此為題，策劃展覽，其意在于指明今日藝術學院教育的體制里，跨媒體的綜合藝術所代表的實驗形態的邊緣化的定位，同時又暗示著這種邊緣化在不斷延異著的社會需求中所存持的某種根源性的聯系，及其趨向中心的力量。 　　學院的藝術教育與前衛形態的實驗藝術曾經構成中國上世紀80和90年代彼此激蕩、互為砥礪的藝壇奇觀，其“家園”與“江湖”的關系。“家園”與“江湖”的冷戰堅持多年，時而形成體制———反體制的角斗關系，時而疊合成純然的人文力量來對抗市場的侵襲和時尚的潮流。隨著中國藝壇持續深入全球文化的語境之中，隨著中國學院體制面對媒體時尚和技術文化變遷所做出的重要調整，也隨著海歸藝術家與前衛藝術家的回返學院，學院內外開始溝通，當代實驗藝術孤身江湖的身影被改變，開始與學院更新之中的體制共同孕生著一種新的“實驗型”的關系。中國美院的綜合藝術系和新媒體藝術系正是這種新型關系發展的學術平臺。“家園”和“江湖”在這里疊合而為某種詩化的實驗場所。 　　在梳理我院1978年至今30年的歷史變遷中，我始終思考著一個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我院為什么并沒有出現成規模的“傷痕”美術，現實主義的敘事情結在“越鳥巢南枝”的中國南方，為什么總是遭遇某種習慣性的叛逆和超越，而呈現出一種與國際當代藝術語境直接對話的風潮，呈現出一種更為自由、也更為思辨的批判性的實驗傾向。在“八五新潮”運動中，在中國新媒體藝術最初的萌芽中，我院為什么總是扮演著軍火庫和演練場的角色，發揮著在中國早期實驗藝術渴望風生水起的表演中那祭壇式的作用。在近幾年中國的新藝術教學展覽中，我院的實驗教學又表現出與其他院校迥然不同的傾向。我院的實驗教學在更為國際化的思考背景下，涉入更為廣泛的跨媒體實驗領域，并對今日社會提出更具啟蒙意義的批判性的詰問。是什么使得這個學院一再策劃著必定要自食其果的拓荒者的使命？是什么使得這個學院始終濫觴著一種思想啟蒙的激情，而與當代藝術實驗有著情味相投的精神氣質以及血脈相連的關系？我們是否可以在林風眠先生所倡導的引進現代主義精神入中國、從而能夠本土發展出新的東方藝術之路中；是否可以在建院之初的理論熱潮經由幾代人傳承發展起來的、具有理論啟蒙意義的藝術人文智性模式及其持續的革命性力量之中；是否可以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中熏養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通境與遷變相交疊的人文情懷中，找到我們稱之為國美文化品格的某類端倪呢？ 　　“五谷雜糧”，帶著綜合媒體藝術在一個繪畫與雕塑藝術的學院中自我放逐的任性情態，在它的祥瑞祈福式的愿景中包裹著一把利刃：當代藝術需要“雜糧”，需要匯通型的綜合語言的養育。純粹傳統畫種的單一“精糧”已然帶出眾多弊端。真正回歸本土形態的博采是當代藝術更生的營養鏈，要建立起一個本質開放和自由的學院機制，帶領著真實的生命去面對思想啟蒙的濫觴，去面對新生活的催啟，從本土性和國際性雙向資源的研究中，開啟讓藝術行為批判地進行著的生命理性，喚起生機勃發的創生力量。 　　也許，在未來的學院教育中，“五谷雜糧”將成為一類專有詞語，指向貌似邊緣化的實驗形態，指向人與世界同在的樸素原發的本土傾向，指向在存疑與批判中不斷更生的那種學院精神。 2008年2月15日于西湖南山三窗閣     ◇相關鏈接     中國美院的前世今生     1928年國立藝術院     1929年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     1938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1950年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     1958年浙江美術學院     1993年中國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