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徽州文化亦然。東漢、西晉、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強宗大族的南遷，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使這塊土地逐漸成了華夏名區。完全可以說，徽州文化是對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這里更是文風昌盛，人文薈萃，成了“東南鄒魯”、“禮義之邦”。如果說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時期達到鼎盛，那么作為一種極富特色的區域文化，它在全國領取風騷已約有800年之久。

　　徽州文化內涵豐富，在各個層面、各個領域都形成了獨特的流派和風格。如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版畫、徽派篆刻、徽劇、徽商、徽派建筑、徽州“四雕”、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等。在文化的其他領域，有的雖然沒有形成流派，但所出的著名學者和杰出人物，則如秋空繁星，不可勝數。

　　國內外學者注意對徽州問題的研究，始于本世紀30年代。進入80年代后，以研究徽州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徽學“（或“徽州學”）概念廣為傳播，研究朝著科學化方向發展，原徽州地區及國內不少城市及美、日、朝、新加坡等國家都相繼成立了專門的研究組織或機構。90年代后，徽州文化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徽學”被譽為與敦煌學、藏學比肩而立的中國三大地方學之一。

　　徽州建筑

　　南宋遷都臨安，大興土木，筑宮殿，建園林，不僅刺激了徽商從事竹、木、漆經營，也培養了大批徽州工匠。徽州是“文化之邦”，徽商致富還鄉，也爭相在家鄉建住宅、園林，修祠堂，立牌坊，興道觀、寺廟，從而開始和形成有徽州特色的建筑風格。本縣現存的古村落雄村、江村、許等地的明清民宅，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徽州建筑風格。古村落選址一般按照陰陽五行學說，周密地觀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以臻天時、地利、人和和諸吉咸備，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村落一般依山傍水，住宅多面臨街巷，粉墻黛瓦，鱗次櫛比，散落在山麓或叢林之間，濃綠與黑白相映，形成特色的風格。同時有大量的文化建筑，如書院、樓閣、祠堂、牌坊、古塔和園林雜陳其間，使得整個環境富有文化氣息和園林情趣。站在高外望村落，只見白墻青瓦，層層疊疊，跌宕起伏，錯落有致。在民居的外部造型上，層層跌落的馬頭墻高出屋脊，有的中間高兩頭低，微見屋脊坡頂，半掩半映，半藏半露，黑白分明；有的上端人字形斜下，兩端跌落數階，檐角青瓦起墊飛翹。在蔚藍的天際間，勾出民居墻頭與天空的輪廓線，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韻律美，體現了天人之間的和諧。民宅多為樓房，以四水歸堂的開井院落為單元，少則 2-3個，多則10多個，最多達24個、36個。隨著時間推移和人口增長，單元還可以不斷增添、擴展和完善，符合徽人崇尚幾代同堂、幾房同堂的習俗。民居前后或側旁，設有庭院和小花園，置石桌石凳，掘水井魚池，植花卉果木，甚至疊果木，甚至疊假山、造流泉、飾漏窗，交夫和自然諧和一體。在內部裝飾上力求精美，梁棟檁板無不描金繪彩，尤其是充分運用木、磚、石雕藝術，在斗拱飛檐、窗欞槅扇、門罩屋翎、花門欄桿、神位龕座上，精雕細縷。內容有日月云濤、山水樓臺等景物，花草蟲魚、飛禽走獸等畫面，傳說故事、神話歷史等戲文，還有耕織漁樵、仕學孝悌等民情。題村廣泛，內容豐富，雕刻精美，活生生一部明清風情長卷，賦予原本呆滯、單調的靜體以生命，使之躍躍欲動，栩栩如生。境內還保存眾多的明清祠堂、牌坊，建筑風格也頗具特色，與明清民居稱為“古建三絕”。矗立于縣城的許國石坊、北岸吳氏祠堂的石雕《百鹿圖》和《西湖風景》，大阜潘氏祠堂的“五鳳樓”磚雕和《百馬圖》木雕，分別體現了徽派“三雕”藝術的最高水平。

　　徽派建筑

　　徽派建筑是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成熟的一大建筑流派。明中葉以后，隨著徽商的崛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徽派園林和宅居建筑亦同步發展起來并跨出徽州本土，在大江南北各大城鎮扎根落戶。徽派建筑的工藝特征和造型風格主要體現在民居、祠廟、牌坊和園林等建筑實體中。作為設計和實施者，江南民間“徽州幫”匠師對這一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式民居集中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征、風水意向和地域美飾傾向，其結構多為進院落式“小型者多為三合院式”，一般坐北朝南倚山面水。布局以中軸線對稱分列，面闊三間，中為廳堂，兩側為室，廳堂前方稱“天井”采光通風，亦有“四水歸堂”的吉祥寓意。民居外觀整體性和美感很強，高墻封閉，馬頭翹角，墻線錯落有致，黑瓦白墻色彩典雅大方。在裝飾方面，大都采用磚、木、石雕工藝，如磚雕的門罩，石雕塑的漏窗，木雕塑的窗欞，楹柱等，使整個建筑精美如詩。

　　作為一個傳統建筑流派，徽派建筑融古典、簡潔、富麗為一體，它至今仍保持著獨有的藝術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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