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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破壞性最強、波及范圍最廣、救災難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經歷大災之后，人們對美麗的家園更加渴望。目前，災后重建規劃工作已經正式啟動。國家發改委門戶網站還開設了《國家汶川地震災后重建規劃建言獻策》專欄，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意見和建議。
　　震后家園重建涉及問題眾多，規劃該如何編制？編制過程中需注意哪些問題？相關城市基礎設施應怎樣設置，才能確保家園不但美麗、高效，而且更加安全并有利于健康？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亟待解決。記者近日采訪了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等相關專家。
　　重建規劃編制需考慮自然、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民生
　　記者從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了解到，受有關部門的委托，6月5日，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派出了第一批四川地震災后重規劃隊伍，在副院長李迪華帶領下，深入受災嚴重的臥龍地區，主持臥龍自然保護區和村鎮的恢復重建規劃。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在讀博士李海龍，目前正投入緊張的數據采集和處理工作。
　　對于進行中的災后重建規劃編制工作，李海龍告訴記者，四川災后重建面臨的困難非常嚴峻，當地不僅處于龍門山斷裂帶，屬于地質災害頻繁區，而且地形復雜，并沒有多少可用土地供城市建設之用，城市用地的延伸已經非常有限。
　　李海龍介紹說，目前相關部委正在展開災后評估工作，災后重建規劃編制工作專家組團隊人員將涉及地質學、地貌學、水文學、生態學等方面的專家。他認為，災后重建無疑將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有關專家指出，雖然唐山震后重建的經驗可以提供借鑒，但是唐山和四川的地形地貌截然不同。兩者相比，地處平原地區的唐山重建相對較為容易，而四川地震災區的地理、地質乃至氣候、人文情況遠比唐山復雜多樣；加之重建時間、城市規模、技術水平等原因，四川災后重建不能簡單照搬某種已有的重建模式。因此，四川災后重建工作只能因地制宜進行。
　　據悉，專家組將圍繞以下三方面展開重建規劃編制工作:
　　從自然因素方面，將開展風險評估，確定哪些地區是地震帶，哪些地區是泥石流的危害區等，以在重建過程中避開容易受災的地區。
　　從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將對大熊貓的棲息地破壞狀況進行評估，利用遙感技術進行數據分析，將此地災前與災后的狀況加以對比，目前這項工作正在開展中。
　　從民生角度，進行居民點重建的適宜性評價，分析和建立景觀安全格局，對農業生產和其他生存及生活資源進行評價，作為居民點選址依據，并注意保護當地的民族文化遺產。
　　規劃設計應強調尊重自然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俞孔堅告訴記者，災區重建工作的規劃設計要立足長遠，不能為重建而重建，不能是一種匆忙的短期行為。今后災區重建無論是在原地進行，還是像北川一樣選擇異地重建，都必須建立在生態安全格局的評價和分析基礎之上，必須根據自然地質、地貌、水文、生物過程，進行系統評價，首先劃定禁止建設區、限制建設區和適宜建設區，避免人為干擾破壞當地環境，避免包括地震在內的自然災害的發生。
　　他從景觀規劃的角度建議說，在工程建設中，如城鎮建筑活動、道路修筑、水庫大壩等修建選擇的地點，都應避免給自然帶來進一步的傷害，避免人為活動使地質變得更加不穩定，未來規劃設計須強調設計遵從自然。地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災難，但是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展也給當地一次新生的機會，人們需要從災難中學習，將新的家園建設得更加美好。
　　生存問題是災區重建的首要任務
　　專家認為，災后重建中，人居環境設計是重要的一個方面。俞孔堅著重指出，城市、景觀和建筑的規劃設計是生存的藝術，災區重建首當其沖要創造性地解決人的生存問題。
　　“當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空間分析技術，都賦予當代的人類比生物的本能、比前科學時代的風水先生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來選址、來規劃城市的景觀安全格局和生態基礎設施，來設計日常的戶外活動場所。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設計師和城市建設決策者要有自覺的生存意識，應時刻牢記城市、景觀和建筑的規劃和設計是生存的藝術，設計要使我們的家園不但美麗和高效，而且更應該安全并有利于健康。”俞孔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生存藝術的四大因素
　　俞孔堅簡要介紹說，這種生存藝術應從以下4個方面展開:
　　一是相地選址。通過選址在宏觀尺度上處理人的活動與自然過程和地形地貌的和諧關系。他說，前科學時代的景觀設計學——風水就在如何相地擇基方面有特別的關注，諸如城市和村落的選址要避免直接在大山腳下，而應在所謂的“胎息”之地或在大體量山體的余脈和小山包上。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無疑是避免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掩埋危險的安全地帶；又如，風水以乳突形的穴位為上佳之地，大抵在平坦之地上的高亢臺地，則同樣有避免與地震相關的災難之功能。
　　二是開放空間系統。通過城市開放空間的規劃和設計，在危險降臨城市時，使居民仍有方便的逃生機會。一個連續的、面積充裕的城市開放空間系統，對于人流疏散和避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對于大城市尤其重要。都江堰廣場等一系列開放空間在汶川地震中發揮的作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作為都江堰廣場的設計者，俞孔堅對此感觸頗深。他說，都江堰廣場上的設施和景觀，包括一座高達18米的標志塔在這次地震中安然無恙，更重要的是這一5年前建造完成的廣場在抗震救災、疏散市民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占地11公頃的廣場是在原有一片高密度的城市危房中辟建的，現在成了五顏六色的帳篷營地和急救指揮中心。可以想見，如果保留當時高密度危房，這里將是一副完全不同的場景。當時的城市建設決策者能下大決心來開辟城市中心的開放空間，5年后竟挽救了不少生命！
　　另外，唐山地震的經驗顯示，在地震后起關鍵作用的避難場所均是廣場、空地和學校操場。在唐山震后重建過程當中，唐山走的就是“綠化＋避難”的模式——每個人6平方米的綠化硬指標，并重視了對學校操場的建設，還注意綠化的合理布局。
　　三是場地設計。注重場地的可達性、開放性和穿透性，重視無障礙設計，同時不忽視其和建筑物之間的關系，包括后院通道和出口等，都能使人們迅速離開。因為戶外場所既可以是死亡陷阱，也可以使生命逢兇化吉。如，汶川地震中，就有多起因場院圍墻倒塌而斃命的悲劇。
　　四是建構筑物的設計。構、建筑物的抗震設計也是致命因素之一，應時刻將安全擺在首位，讓它們最大可能成為生命的庇護所。俞孔堅認為，汶川地震造成的最大受害群體是學生，而根本的人為原因是建筑質量的低劣。城市開放場所中的構筑物的設計有同樣的生存意義。他希望，人們不僅能在災后重建過程中注重城鎮設計、建筑設計的安全，全國的其他城市也能從這次災難中吸取教訓，不要因為過于追求建筑的華麗而忽視了其內在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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