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思想對中國傳統
園林的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傳統
園林的選址、
園林規劃布局、園林
植物的
種植培植、園林借對點補組景手法、水口園林等，都是從風水理論中借鑒和變化而來的。
風水，又名堪輿、相地術、陰陽術、青烏術和青囊術，是中國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主要內容是如何確立民居、村落和墳墓的位置、布局、朝向，以求為自己和后代獲得好運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中國古代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總結而成的關于“環境選擇”的學問。近十多年來風水理論研究不斷升溫，在
建筑學、地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顯著。但風水對中國傳統造園理論的影響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這正是風水理論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內容之一，也是中國傳統園林理論研究中必須涉及的重要問題，對今天的園林建設及保護工作也極具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擬對此進行探討，敬請方家指正。
一、園林選址 園林選址是造園的首要工作，也就是“相地”，進行造園前的園林環境選擇。中國傳統園林的選址理論無疑受風水理論的支配和影響，深得其精要。北宋時著名
皇家園林“艮岳”的選址就是按風水理論來進行的。南宋張淏《艮岳記》記載宋徽宗剛登上皇位時，沒有皇子，于是詢問擅長風水的堪輿家，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倘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1] 八卦中東北方為“艮”，據《易經》，“艮”與子孫宗族的興旺相關。由低變高，唯一的辦法是筑山，一座以堆山為主的皇家園林開始興筑，精于繪畫的宋徽宗親自規劃，園成題名“艮岳”，并引開封城中的景龍江水入園，使之成為一座具有詩情畫意的山水園林。
從明代造園理論巨著《園冶》書中關于園林選址（相地）的理論，可以看出風水思想的影響，書中寫道：“園基不拘方向，地勢自有高低；涉門成趣，得景隨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探奇近郭，遠往來之通衢；選勝落村，藉參差之深樹。村莊眺野，
城市便家。新筑易乎開基，袛可載楊移
竹；舊園妙于翻造，自然古
木繁花。如方如園，似扁似曲；如長彎而環壁，似扁闊以鋪云。高方欲就亭臺，低凹可開池沼；卜筑貴從水面，立基先就源頭，疏源之去由，察水之來歷。……架橋通隔水，別館堪圖；聚石壘圍墻，居山可擬。……相地合宜，構園得體。”[2] 從這些文字可知，園林選址是因地制宜，依地勢高低曲直布置園內景致；依山帶水，以山水為基本結構，山因水活，水隨山轉；遵從風水理論厭宅“卜筑”的原則，選擇一種“天時、地利、人和”的理想環境，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園冶》在“相地”過程中把造園地分為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六種類型，尤以山林地、村莊地、郊野地受風水思想影響最深，最能體現風水理論的環境
景觀要求。如山林地：“園地惟山林最勝。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懸，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入奧疏源，就低鑿水，搜土開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檻逗幾番花信，門彎一帶溪流，竹里通幽，
松寮隱僻，……千巒環翠，萬壑流青。”村莊地：“古之樂田園者，居于田畝之中；今耽丘壑者，選村莊之勝，團團籬落，處處桑麻；鑿水為濠，挑堤種柳；門樓知稼，廊廡連蕓。約十畝之基，須開池者三，曲折有情，疏源正可；余七分之地，為壘者四，包卑無論，載竹相宜。”郊野地：“郊野擇地，致乎平岡曲塢，疊隴喬林，水浚通源，橋橫跨水，去城不數里，而往來可以任意，若為快也。諒地勢之崎嶇，得基局之大小，圍之版筑，構擬習池。開荒欲引長流，摘景全留雜樹。……月陰清微，屋繞梅余種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兩三間曲盡春藏，一二處堪為暑避。”[3] 可見，這三種園林地的選址都講究利用天然環境，山環水繞，幽曲有情，能體現“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的園林景觀的特點，這正同中國風水思想所極力追求的理想環境相一致。《園冶》書“相地”的許多方法源自于風水理論的“相地”方法，如“卜筑”、“千巒環翠，萬壑流青”、“開池壘山”以及“依乎平岡曲塢”（近似于風水地中的馬蹄形凹地）等。
中國古代造園家們在進行園林選址（相地）時都以風水思想為指導。清乾隆時曾在圓明園內作畫的法國傳教士韓國英（P·Pierre Martial）記載了當時一位造園哲匠劉舟關于園林選址意象的敘述：“他們首先追求的是空氣新鮮，朝向良好，土地肥沃；淺岡長阜，平板深壑，澄湖急湍，都要搭配得好；他們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擋風，夏季招來涼意，有泉脈下注，天際遠景有個悅目的收束，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線。”[4] 則清晰地顯示了風水的美學思想。清代檔案記載，世代供職于皇家建筑
規劃設計事務的建筑世家樣式雷，每有宮苑、陵寢等
設計規劃，都要與欽派風水官員同赴實地相度風水，還要繪制專門的風水地勢畫樣。[5] 清代北京著名的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萬壽山清漪園（今頤和園）、暢春園和圓明園等大型皇家園林，顯然是以風水思想作為選址（相地）機理的。類似例子在私家園林的建造中不勝枚舉，因為私家園林大都是園、宅一體，私家園林選址受風水思想的支配實屬當然。
由上所見，中國傳統園林的選址都受風水思想的影響和指導。過去人們對中國傳統園林理論的評價和研究，多是從詩畫的角度，借用古代畫論、文論的諸多論說；而很少取風水理論的，以致于不能全面解釋傳統園林的造
園藝術。
二、園林規劃 風水地是“精之所聚，氣之所蓄”的地方，其自然景觀常因“靈氣所鐘”而顯得“山吉水秀”，成為風景優美之地。園林是帝王、望族、名人雅士們采用移景于庭、聚景于園的手法建造，是對自然景觀的微縮或再創造，追求“幽曲奇巧”的山水環境。可見園林和風水的共同特點都追求一種幽曲有情的理想山水環境；不同點僅在于：風水以自然天成的環境為主，而園林只是以自然天成的環境為基礎或加以人工修造，得到宛若天成的景觀效果。所以古代園林的規劃布局、修造無不受到風水思想的深刻影響。
王維是盛唐著名的詩人畫家，深受禪宗佛理的影響，追求一種怡然超脫的山水環境，晚年得宋之問的藍田山莊，有輞川繞于舍下，依山傍水。他因地制宜，巧妙利用大自然的山水景觀，精心規劃布局，構建華子岡、竹里館、孟城坳、辛夷塢等園林勝景二十處，名輞川別業。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中說，王維在京都千福寺所作的壁畫《輞川圖》是“山谷郁盤，云飛水動，意出塵外。”從王維詩作《輞川集》和歷代臨摹其作《輞川圖》，可知是一個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環抱的幽靜山水環境，這同風水思想中的理想環境是一致的，顯然他對園景規劃布局正是以風水思想為其機理的。清代北京大型皇家園林頤和園在全園的規劃意向上，建有許多大體量大尺度的宗教建筑，居于園景的重要控制點或全園的構圖中心，如以佛香閣、須彌靈境作為構圖中心控制了萬壽山、昆明湖和頤和園的全園。這種規劃的意象正是風水思想中形勢說“積形成勢”、“聚巧形而展勢”理論的靈活巧妙運用，從總體上豐富了全園的景物與功能內容。著名園林大師陳從周先生1958年撰文比較南京中山風景區的明孝陵景區和中山陵景區的園林環境規劃設計（《園林談叢》），通過種種分析推測，認為完全可由風水思想的有關理論得到明確的闡釋。如北障陵寢為底景的后龍能擋風，迎納陽光，夏季招來涼意，使天際遠景有個悅目的收束；左右阜丘環護，稱為青龍、白虎二砂山，符合“以其護衛區穴，不使風吹，環抱有情，不逼不壓，不折不竄，故云青龍蜿蜒，白虎馴服”的風水理論；而居于陵寢南面為對景的崗巒，近稱案、遠稱朝，則符合“穴前無山，則一望無際為前空”、“易野一望無際，有近案，則易野之氣為之一收”的理論。[6] 上述事例正是風水理論景觀規劃思想的體現。現代著名規劃大師吳良鏞院士在對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的園林環境規劃時就以風水理論進行規劃布局的。[7]
三、園林植物的種植配置
按照風水理論的觀點，理想的風水地不僅形局佳、氣場好，而且山青水秀、環境宜人。風水理論認為“草木郁茂，吉氣相隨”、“木盛則生”、“益木盛則風生也。”清《宅譜爾言·向陽宅樹木》中有更詳盡闡述：“鄉居宅基以樹木為毛衣，蓋廣陌局散，非林障不足以護生機，溪谷風重，非林障不足以御寒氣。故鄉野居址樹木興旺宅必興旺，樹木敗宅必消乏。大欒林大興，小欒林小興，苛不栽樹木如人無衣，鳥無毛，裸身露體，其保溫暖者安能在歟……惟其草茂木繁則生氣旺盛。護陽地脈，斯為富貴坦局。”《周易陰陽宅》也有類似的記述。說明園林樹木景觀對形成“吉地”、“龍穴”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風水思想十分重視種植園林樹木，主張在城鎮、村落、居宅庭院內外種植園林樹木。這樣可以起到擋風聚氣的功效，還能維護小環境生態，使村落、庭院小環境在形態上完整，在景觀上顯得內容豐富和有生機。清林枚《陽宅會心集》卷上“種樹說”載：“于（村落）背后，左右之處有疏曠者則密植以障其空”、“稀薄則怯寒，過厚則苦熱，此中道理，陰陽務要沖和。”強調園林樹木種植配置要適當，不要過稀和過密。風水理論對園林樹木種植配置的方位、品種也有特殊要求。如不可在門前種植大樹，“大樹壓門，無女少男”、“大樹當門，六畜不存”，門前有大樹易隔擋陽光，阻擾陽氣生機進入屋內，同時屋內陰氣不易驅出，還使人出入不方便和易招雷擊。清高見南《相宅經纂》則規定：“東種桃柳，西種梔榆，南種梅棗，北種柰杏”、“中門有槐富貴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宅東有杏兇，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為淫邪”、“門前喜種雙棗，四畔有竹木青翠則進財。”風水理論的這些特殊要求，貌似無稽之談，實則具科學道理，不僅符合園林樹種的生態特性，而且咳滿足改善城鎮、村落、居宅庭院的小氣候和人們觀賞的要求。風水理論中重視園林樹木景觀和配置的思想無疑中國傳統園林的營建和園林植物的配置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日本最早的造園學著作《作庭記》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風水思想對園林植物種植配置的顯著影響。其“樹事”載：“在居處之四方應種植樹木，以成四神具足之地。經云：有水由屋舍向東流為青龍。若無水流則可植柳九棵，以青龍。西有大道為白虎，若無，則可代之以七棵楸樹。南有池為朱雀。若無，則可代之以九棵桂樹。北有丘岳為玄武。若無丘岳，則可植檜三棵，以代玄武。如此，四神具備，居此可保官位福祿，無病長壽。”[8] 眾所周知，日本造園藝術是從中國傳去的，中日園林藝術存在著淵源關系。《作庭記》中所反映的日本平安時代（相當于中國的晚唐、兩宋時期）的造園思想和手法，也可以說反映了唐宋時期中國園林藝術的一些重要內容。風水術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若不曾對中國園林產生過重要影響，則很難理解風水思想會對日本園林產生如此之影響。
四、園林組景
中國傳統園林的組景，因地制宜，隨形就勢，構思高超，極富變化。主要表現手法有借景、對景、點景、補景等，這些手法均與風水理論有著很深的關連。
1．借景：借景是中國傳統園林最常見的表現手法。“園林巧于因借，精在體宜”是《園冶》中著重提出的藝術手原則。從《園冶》中對借景手法的記述，可以看出是受風水思想的影響。如在卷十“借景”中說：“構園無格，借景有因。……林皋延竚，相緣竹樹蕭森，城市喧卑，必擇居鄰閑逸。高原極望，遠岫環屏，堂開淑氣侵入，門引春流到澤。”[9] 可見，這種園林空間與風水地空間結構是一致的。卷一“園說”中有“蕭寺可以卜鄰，梵音到耳；遠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紫氣青霞，鶴聲送來枕上。”[10] 等記載可與風水思想相印證，風水和造園理論中均把有“紫氣”、“青霞”的地方，看作是最有生氣的祥瑞之氣地。皇家園林頤和園無論是前山還是東堤，或是泛舟昆明湖上，均能看見西山、玉泉山的景致，就是借景西山。無錫名園寄暢園就是近借錫山、惠山的景致，是園林借景手法的典型。借景作為“林園之最要者也”的藝術手法還演變出許多形式，主要有遠借、近借、鄰借、實借、虛借、鏡借以及應時而借，無一不同風水理論有關聯。
2．對景：對景一般是通過營建園林建筑來實現的。宋朱長文《吳郡圖經記·南園》中有：“亭宇臺榭，值景而造”的論述，“值景”是面對風景，就是對景。清代李漁《閑情偶記》中論園林窗戶時說：“開窗莫妙于借景。”講的也是對景，主要利用門窗對景。這種對景的表現手法也是從風水理論中變化而來的。風水理論中的“朝山”、“案山”就是園林中的對景，案山就是四神中的“朱雀”，位置在前，與主山相對，又稱“賓山”；離得太近又不太高的山稱“案山”或“座山”；離得遠且高的山則稱“朝山”或“望山”，前者相當于園林中的近對，后者相當于園林中的遠對。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揚州瘦西湖畔蜀崗筑建平山堂，“坐堂中，望隔江諸山，如似都與山平列”，這正是對景的佳例。從風水理論的角度進行詮釋，平山堂所對的鎮江三山就是“朝山”。井邑之宅的庭院園林也能分清風水中案山、朝山的對景，如《陽宅會心集》中說：“一層街衢一層水，一層墻屋一層砂，門前街道是明堂，對面屋宇為案山。”可見園林中利用窗格洞門對景正是其理論的變異。
3．點景：點景是造園者用較少的筆墨，略施小筑，可使園林注入靈氣，頓時移情生輝，成為有機的空間圖景。這種手法也是從風水理論中變化而來的。北京頤和園昆明湖約2500畝，浩渺廣闊，造園家在園林結構布局時借用風水理論的“點穴”手法，在湖中疏密合宜點綴龍皇廟島（南湖島）、藻鑒堂、治鏡閣以及鳳凰墩等小島，達到了景觀上的和諧。
4．補景：補景也是中國傳統園林的組景手法之一，在平地或無山的地方造園所進行的人工堆山掇石、挖池引水等方法就是補景。它是從風水理論中的“補風水”、“培風脈”變化而來的。如山欠高以塔或亭增之，砂不秀育林美之，岡阜不圓正加土培之，水無聚疏導浚之，宅后植風水林，宅前鑿畔池都屬于補景一類。這種補景手法既增加了園林的生機，又豐富了景觀的空間層次。
五、水口園林
水口是指某個風水地中水流之去處，“水口者，一方眾水所總出處也。”[11] 中國人在“天地為廬”的思想支配下，將某些經過良好圍合的露天空間與人工環境融為一體，水口被視為村落的門戶與靈魂。水口一般處在兩山夾峙狹窄處，隨著山勢的蜿蜒以及茂密樹木 和眾多建筑的遮掩，形成了一個狹小的入口，容一條小路及溪水彎曲而過。在講究聚族而居的古代徽州人特別重視水口地帶景觀的建構，在村落的出入口即“水口”地帶建造園林，以作為村人聚玩憩閑之地，有人稱之為“水口園林”[12] 這種園林的形式與通常園林所不同的主要是以變化豐富的水口地帶的自然山水為基礎，因地制宜，巧于因借，適當構景，形成了“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特征，使山水、田野、村舍有機融于一體，“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徽州《仁里明經胡氏支譜》記考川仁里的水口園林是：“水口兩山對峙，澗水匝村境，……筑堤數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堤起處出入孔道兩旁為石板橋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閣高倍之，……榜其楣曰：文昌閣。”表明仁里水口結構完全符合風水理論的“水口”結構，景觀的布局則完全是園林式的。再如徽州巖寺水口園林是當地頗有名氣的鳳山靈境，這里有七層明塔一座，可登塔俯覽全鎮，遠望黃山天都、蓮花二峰。塔下筑有鳳山臺，臺上建有三元閣，供村人休息觀景。其間遍植水竹，一片翠綠。又有楓樹成林，深秋之季，紅綠相映，景致無上。跨溪水有余公橋與北岸相連，有一寺名“芥庵”。傍水又小亭一座，坐亭中，觀寶塔，則塔影橋虹，構成一幅完美的圖畫。可惜的是今已被破壞得面目全非。徽州地區像這樣的水口園林比比皆是，歙縣的檀干園、黟縣的西遞、宏村等就是集水口和村鎮于一體的園林。清康熙年間的徽州人方西疇《新安竹枝詞》對徽州水口園林景觀作過生動的描述：“故家喬木識 楠，水口濃郁寫蔚藍，更著紅亭供眺聽，行人錯認百花潭。”[13] 可見，徽州水口園林正是中國傳統園林中風景構筑與風水理論有機結合的最好體現。
注 釋：
[1] 陳植等注：《中國歷代名園記選注》第57頁，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
[2] 陳植：《園冶注釋》第56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
[3] 陳植：《園冶注釋》第62—64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
[4]、[5]、[6] 王其亨主編：《風水理論研究》第7頁，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 吳良鏞等：《基于儒家美學思想的環境設計》，載《中國園林》1999年第6期。
[8] 劉托：《兩宋私家園林的景物特征》，載《建筑史論文集》第十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9] 陳植：《園冶注釋》第234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
[10] 陳植：《園冶注釋》第51頁，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8年版。
[11] 繆希雍：《葬經翼》，《古今圖書集成》卷670，中華書局1934年影印。
[12]、[13] 程極悅：《徽商和水口園林》，載《建筑學報》1987年第10期。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