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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的激進批評與景觀文化的發(fā)展
法國思想家、國際境遇主義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關于“景觀”的思想，是當代媒介批判的理論源頭。國內對他的研究非常缺乏，但渴望了解的人很多。《景觀社會》是他的一部力作，于1967年發(fā)表，并于2006年譯成中文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而與此堪稱姐妹篇的《景觀社會評論》，則由筆者翻譯，將于近期出版。由于《景觀社會評論》的整體寫作風格是片段式的，而且作者在開篇中又做了“我顯然無法在書中暢所欲言。總而言之，我必須十分地小心，以免授人以柄”的提示，因此，雖然作者在文中的思想表述有著一定的系統性和關聯性，但在結構上看起來未免有些零散。為了快速將學術信息傳遞給國內學術界，特先對《景觀社會評論》作綜合性評介，再按照不同主題進行介紹。 一 《景觀社會評論》（Commentaires sur la soci-ete du spectacle）由居伊·德波于1988年所著，并于當年由法國齊拉德·雷伯維希（Gérard Lebovici）出版社首次推出。德波一生著述不多，其思想主要見于《景觀社會》（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一書中。《景觀社會評論》（以下簡稱《評論》）并非是對《景觀社會》的續(xù)寫，而是針對西方“景觀”[1]社會狀態(tài)展開的又一次深刻批判。 在《景觀社會》中，德波首次把“景觀”的概念從其最根本、最普遍意義的含義中提取出來，賦予它以批判的內涵，借此對二十世紀后期的西方社會進行描述，“絕不能將景觀理解為對視覺世界的濫用，抑或是影像大眾傳播技術的產物。更確切地說，它是某種實在化的、物質化了的世界觀。它是已經對象化了的世界觀。”[2]“景觀是金錢的另一面：總體上抽象地等同于一切商品。”[3]德波試圖透過對景觀的批判深入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商品消費社會的本質。在《評論》以及《景觀社會》中，他都指出了現代景觀所體現出的本質內涵：“它對市場經濟實行專斷統治，而此時的市場經濟早已具有了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的統治地位；同時，它綜合了伴隨這種統治而產生的政府所具備的各種新型職能。”盡管《評論》并不是《景觀社會》的續(xù)篇，但從中可以看出，兩篇文章都針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帶給人們的幻想展開了猛烈的批評，并號召通過階級斗爭以及革命的方式最終顛覆這種幻想。 在《評論》中，德波試圖對自《景觀社會》發(fā)表之后的“景觀”社會狀況進行描述。他提到1968年發(fā)生在歐洲的動蕩，指出，“這次動蕩雖然在個別國家持續(xù)了數年，卻沒有能夠在任何地方推翻該社會的現存組織機構，顯然，屬于這一社會的現存組織機構是自發(fā)地產生自該社會的。”由此，他得出結論，“景觀可以持續(xù)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說，在增強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時，景觀不斷地延伸，直到各個方面的極限。”同時，與遭遇攻擊的其它權力一樣，景觀甚至已經具備了新的抵抗進攻的能力。有些人認為他的這一說法未免危言聳聽，“至于景觀本身，人們有時會認為我對這一概念的創(chuàng)造純屬子虛烏有，并因此責難于我，同時也不時指責我沉湎于此，并過高估計了景觀的深奧性、整體性和它的實際活動能力。”對此他予以了嘲諷式的駁斥，“我必須承認，在之后出版的那些有關這一問題的較新論著中，作者能夠證明，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完全可以輕描淡寫地進行。這些論著的作者會勉為其難地選取現象表面某個單一、靜態(tài)的細節(jié)來取代總體性及其運動，一般來說，他們會選取一個獨特的，但不會給他們惹來麻煩的細節(jié)來證明其觀點的新穎之處。沒有人會在他的闡釋中對那些缺乏依據的歷史性判斷提出置疑，因為這是在冒謙虛的科學態(tài)度之大不韙。”在肯定景觀現象的基礎上，他強調景觀社會一直在快速向前發(fā)展，同時，景觀顯示出了強于以往的力量。德波試圖對景觀目前的發(fā)展軌跡以及景觀在將近20年間的迅速延伸和擴展所造成的現實后果進行分析和評述。 在《評論》中，德波再次肯定景觀的存在，“今天，尚沒有人能夠對景觀的存在及其影響力提出合理的置疑。”“現代社會就是景觀的社會，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甚至連默默無聞也會很快地成為受人關注的原因……”。在德波看來，一切都處于景觀統治之下。他指出，是景觀“自己”在組織著關于它的爭論，因此，這樣的爭論是“空洞”的。對于爭論的具體內容而言，人們更愿意以“媒體”作為討論的對象。這樣一來，關于景觀的討論最終就變成了有關某種公眾服務機構的爭論。顯然，德博爾對媒體這樣的傳播方式并不抱以肯定的態(tài)度，認為大眾傳媒的最終現實結果是“純粹的單向傳播”。通過大眾傳媒，大眾得到的是“已有的結論”，而大眾傳媒“所傳播的不過是一些指令；而發(fā)出指令者就是對這些指令評頭論足的人，這兩者之間形成了完美的和諧。”不過他也承認，“媒體就其本質而言無疑是好的，因為它為傳播提供了便利。”但當傳媒被濫用之時，就出現了災難性后果。德波對媒體與景觀之間的關系做了總結，“景觀只是媒體泛濫的表現”。通過“景觀政治、景觀司法、景觀醫(yī)藥”等媒體泛濫的具體例證，德波指出，“景觀權力在本質上就像個徹頭徹尾的暴君”，因為它會對外觀“百般挑剔”。景觀權力具有“統一和集權的性質。”因此，“大眾傳媒的內容看似名目繁多，其實是為了掩蓋景觀融合”。在德波看來，景觀融合局面的最終出現是“勢不可擋”的，他將其比作支配資本家競爭欲望的“商品的統治邏輯”以及推動武器不斷改良的“戰(zhàn)爭邏輯”，借此指出，是“景觀的強硬邏輯控制著烏七八糟的媒體內容所體現出的無限多樣性”。他進一步提出，在《景觀社會》所描述的景觀狀態(tài)之后的二十余年間，景觀所產生的最大變化在于，“景觀所占據的支配性地位已經成功的使整整一代人的身上印有景觀法則的烙印”。
二 就景觀的發(fā)展，德波對早期的理論闡釋模式又進行了新的補充。這也是《評論》的一個核心內容。在《景觀社會》中，德波曾將景觀力量區(qū)分為兩種連續(xù)而對立模式：集中模式（la concnetréé）與擴散模式（ la diffuse）。前者，如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其意識形態(tài)以某個獨裁者為核心，屬于集權主義性質，俄羅斯和德國是這一模式的始作俑者。后者則以世界的美國化為其表現，在該模式的作用下，工薪階層的自由選擇權體現在對商品的選擇上。在《評論》中所補充的第三種模式是前兩種模式相結合的結果，德波稱之為綜合景觀模式（le spectaculaire intégré），其基礎是擴散模式，典型代表是法國和意大利。德波將這種新型景觀模式的出現歸因于下列因素：斯大林主義在人們政治生活和意識中的重要影響；民主統治的薄弱性；政府長期的一黨專制行為；以及消除革命活動中那些意外沖突的需求。 綜合景觀使集中和擴散各自的特性得到了更充分的發(fā)揮。與此同時，它們在實踐中的表現也發(fā)生了極大的改變。“就集中而言，控制中心現在已經變得隱蔽，不會被任何一個身份確定的領導者或某種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所統治；從擴散的角度來說，景觀從未以如此的規(guī)模在幾乎所有的社會行為和社會對象上刻上它的印記。”因為綜合景觀最終要實現的目的就是，“將自我徹底融合到它一直著力刻畫的現實中去，以及，根據其刻畫的內容不斷地重新結構現實”。這樣一來，現實生活就與綜合景觀結合到一起了，因此，“今天，任何社會結構都無法擺脫景觀的控制了”，“景觀已經無孔不入地擴散到現實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 景觀在踐踏著現實，改變著現實，“現代工業(yè)對利潤的追求及其實現的方式改變和玷污了文化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德波對未來的態(tài)度顯然是悲觀的，“盡管先人們留下來的古老書籍和建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這僅存的意義也注定會不斷走向衰減，甚至會根據景觀的要求不斷地對其進行渲染或進行類別劃分。更甚者，連遺傳學都準備欣然地與社會統治力量相互勾結了。” 景觀的存在使人們沉浸在“狂歡式的愉悅”之中，因此，勞動分工不復存在了。這是景觀統治所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這意味著主體的“真正能力”不再受到關注。由此，短時間內的身份置換成為可能，毫無關聯的職業(yè)在景觀的作用下被聯系到一起，“金融家可能成為歌手；律師可能成為間諜；面包師可能會炫耀他的文學品位；演員可能成為總統；廚師可能會使其烹飪技術富有哲學的味道，就好像這些烹飪技術可以被看作世界史的里程碑一樣。”在景觀中，人們都可以“或公開或秘密地接受或參與到一種完全不同于他們最初專業(yè)分工的活動中來”。在許多情況下，“媒體身份”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實際利益，使人們更容易獲得成功。同時，德波也指出，這種勞動分工并非變得完全銷聲匿跡，只是這種分工以及在實踐中的相互合作會不時以新的形式再現，“比如說，今天的人們可能會出于暗殺計劃的需要而出版一部小說”。就此，德波提出警告，“一個人永遠不應該因為某人所從事的職業(yè)而對其加以信任”。作為國際境遇主義的代言人，德波自然不會忘記自己改良社會的抱負和熱情，他不無憂慮地指出，“迄今為止，綜合景觀的最大野心仍然是將秘密特工轉變?yōu)楦锩撸瑫r，將革命者轉變?yōu)槊孛芴毓ぁ！?nbsp; 達到綜合景觀階段的社會通常具備以下五個特征：不斷的技術更新；國家與經濟的結合；普遍化的隱秘狀態(tài)；無可置辯的謊言；永恒的當下。技術革新的加速發(fā)展極大地加強了景觀的統治，其后果之一就是使“所有的人都聽任專家的任意擺布”；國家與經濟的結合被看作是本世紀最顯著的特征，“這兩股力量之間所達成的功守盟約，為彼此在各個領域里獲取最大共同利益提供了保障。……這樣的結合證明對景觀統治的發(fā)展是極為有利的”；普遍化的秘密是景觀的“決定性補充因素”，它隱匿于景觀之后，“是景觀最為關鍵的一項活動內容”；無可置辯的謊言使真理幾乎在瞬間消失了，“或者，即便從樂觀的角度看，真理也已經降低為純粹假設的狀態(tài)了”。無可置辯的謊言使輿論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它“成功的消除了輿論”；永恒的當下“就是想要忘記過去，同時似乎對未來不再報有幻想”。永恒的當下與信息的不間斷流通直接相關，這些信息通常是些經過渲染和夸大的無足輕重之事，鮮有重要之事。
三 景觀實現全面統治的首要任務就是“普遍地根除歷史知識，這首先要從剛剛發(fā)生過的事情著手，從消除一切有關的有用信息以及那些有助于人們對這些事情加以理解的評論入手”。景觀可以使人們對所發(fā)生之事毫不知情，或在事發(fā)之后使人們迅速淡忘此事。德波不無嘲諷地指出，“事情越重要，就越要對其進行隱藏”。他進一步分析，“任何絕對權力對歷史的壓制程度都取決于其謀取利益或承擔責任的迫切程度，尤其取決于其達到目的的實際能力”。在綜合景觀新技術的作用下，“愚蠢的言行強制性地獲得了普遍地尊重”。德波指出，景觀通過隱藏事實或抹去社會生活中的歷史痕跡實現了對歷史的“放逐”。 因此，當前發(fā)生之事都隱匿到一個“遙遠的神話王國中”，其中“充滿了無法證實的故事、無從查證的數據、沒有由來的解釋以及站不住腳的推理”。德波認為媒體從業(yè)人員是不可信的，“因為他們與景觀的整體權威以及景觀所表達的社會之間從其內心以及職業(yè)角度都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所謂的專家也是不可信的，“所有的專家都服務于國家和媒體”，“最有用的專家莫過于那些善于撒謊的人”。 德波從以下事實來說明客觀歷史的消失。掌握全面信息的人可以“隨意塑造和改變”某個人的聲譽，“景觀無需知道歷史證據，歷史證據也不再成其為證據”，“一個人的過去可以被全面地重寫、徹底地改變”，甚至，“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而那些隱藏于景觀中的操縱者慣于使用“虛假證據”，觀者在親眼目睹了可以表明這些人豐功偉績的虛假證據之后則無法認清他們所犯的錯誤。因此，德波警告說，“如果不親自對某人某事進行了解的話，你是不再可能去輕易相信其人其事了”。同時，“媒體話語以及轉述該話語的各種組織機構無處不在，人們根本就無法長久地擺脫其影響”。德波不無悲觀地指出，“過去在知識界，有一些人頗具備核查實據、接近客觀歷史事實，或者至少能夠確信此歷史事件值得大家了解的能力，并以此為榮，但現在，這樣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甚至不再存在任何經得起推敲的文獻真實，國家圖書館的電腦目錄有著完善的裝備，將一切可能的殘存痕跡都消除殆盡了。”德波再次提出警告：“一旦一個國家在運行中普遍而永久地缺失了歷史知識，那么，對這個國家的領導策略勢必缺乏對全局的考慮”。 歷史與民主之間的緊密關系是不容置疑的，“在希臘，歷史和民主同時步入人類社會。我們能夠證明，它們也是結伴走向消失的。”
四 實現景觀統治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廢除邏輯，“其中的某些方式與景觀已經驗證并推廣的技術手段密切相關；其它的一些方式則更多的與大眾的服從心理有關。”從技術角度來看，由他人選擇和建構的影像已經成為個體與外部世界的“主要聯系”，而“對已有事實普遍認同的心理源于長期服從的切身體驗；在認同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根據事實本身在其中找到充分的價值。”景觀可以對許多隱秘之事保持緘默并把暴露在外的一切與其“語境、歷史、意圖及影響”相隔離。由此可見，“它完全是不講求邏輯的”，它甚至可以隨意更改自己的歷史和過去。而對電腦程序的運用更加劇了這一進程，電腦使現代人失去了閱讀的能力，而“閱讀是可以接近前景觀人類體驗之財富的唯一通道”。就這樣，“對話幾乎消亡了，那些知道如何言說的人也會很快地消失”。 沒有回應的對話形式是當代思想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邏輯只有通過對話才能夠進行社會性的建構。“更甚者，當借助景觀發(fā)表言論的人獲得了廣泛的尊重，被看作是富有的、重要的、有威望的，或者是權威化身之時，觀者就會希望變得像景觀那樣毫無邏輯，由此表現出他們對這一權威的回應，并引以為榮。”德波不無嘲諷地說，所有人都在“一絲不茍地、教條地重復著那些不合邏輯但又代表著權威的觀點，并借此隱藏他們極其有限的知識”。景觀使我們喪失邏輯判斷和觀察的能力，“景觀的麻醉師和救生醫(yī)師已經將導致此種疾病的大量藥劑有意地注射到了人群之中”。“貧乏而空洞的景觀思想”使個體始終對已有秩序俯首貼耳。在現實的景觀生活中，人們逐步“遠離一切可能的切身體驗”，喪失了個人喜好，個性遭到抹殺，“個體為其最微小的社會身份所付出的代價竟然是永久的自我否定”。“觀者只是被簡單地設想為一無所知、無所應答者”，他們總在被動地觀望下一步會發(fā)生什么事。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會不自覺地使用景觀語言，而以前所使用的語言在“迅速消亡”，“這是景觀成功實施其統治的最為重要的一個表現”。 景觀民主會非常巧妙地處理景觀統治所面臨的威脅，對那些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本質的事物，它可以仍舊保留其原有名稱，“同樣地，它也完全可以輕易地為那些本質上一直未發(fā)生變化的事物易名”。德波舉例說，位于英國溫德斯科爾（Windscale）的核廢料處理廠曾被更名為薩拉費爾德（Sellafield），其目的就是為了掩蓋1957年發(fā)生在那里的核爆炸事件。同時，從經濟角度來說，“針對商品話語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反對聲已經無從聽到了”，景觀使權力回避了批判。從景觀商品出發(fā)，德波肯定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的批判，認為經濟是“對人性的最終否定”，并進一步將其指稱為政治經濟的“本質特性”。 今天，“經濟已經開始公開地向人性宣戰(zhàn)，不僅針對我們的生活可能性，而且也針對我們的生存可能性展開攻擊”。甚至科學也會屈從于利益，“做出對景觀統治俯首稱臣的選擇”。當經濟喪失“理性”時（這正是景觀時代的本質內涵），科學自主的殘留陣地也就最終淪喪了，“科學不再被要求去理解世界或去完善世界的某個方面，相反的，它被要求迅速證明當前所發(fā)生之事的合理性。與其在其它領域的表現一樣，景觀以其最具破壞性的統治愚蠢地在科學這一領域開疆拓土。為了把自己變成一根警棍，它砍掉了科學知識的大樹。”毫無合理性可言的景觀社會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對景觀語言的適應。這是這個時代的悲哀，“為金錢賣身的科學自覺而欣然地實現了它最后的適應性變化”。隨之而起的是為說謊辯護的假科學的泛濫。德波警告，任何遭到顛覆的組織都可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被誤導、被煽動、被滲透、被操縱、被接管、被顛覆”。
五 在景觀統治之下，虛假消息的出現成為必然。“就本質而言，虛假消息是對真實的歪曲”。虛假消息與民主相對立，它“直接聽命于國家”，并“內在于一切現存消息之中”，而這正是現存消息的“重要特點”。虛假消息產生于脅迫下的順從，“在有虛假消息之名的地方，虛假消息并不存在。在虛假消息存在的地方，它并未被稱作虛假消息。”德波在黑格爾那里找到了對景觀社會的準確描述：“在一個首尾被明確倒置的社會，真理是錯誤的一個瞬間。”同時，他也指出，景觀時代已經完全證實了費爾巴哈的判斷：在這個時代“符號勝于所指，摹本勝于原本；幻想勝于現實。”景觀時代是制造贗品，消滅真品的時代。 德波就此提出“秘密”的概念，這是《評論》的又一個核心內容，“秘密狀態(tài)統治著這個世界，這是統治秘密的第一要旨”。秘密是景觀社會的顯著特征，“我們的社會建立在保守秘密的基礎之上”。景觀社會的“秘密”形式五花八門，比如說，某些“屏蔽機構”為大量聚斂的財富豎起“密不透風的屏障”；所謂“秘密防御機構”為許多不法行為逃避法律制裁留有很大的余地；廣告掩蓋了諸多偽劣產品的秘密等等。同時，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出現了眾多普通人難以進入的秘密場所；有很多的人受訓從事秘密工作，還有更多的專門機構配有秘密檔案等等，甚至針對綜合景觀的社會批評也被“那些充滿娛樂觀念的場景以其厚重性和豐富性”隱藏起來了。 因此，不確定的事可能會出現在任何地方。某一個事件的發(fā)生常常隱藏著其它更為真實的目的。德波以巴拿馬獨裁者挪瑞奇（Neriega）為例來說明此事。挪瑞奇將毒品輸出到美國，并將他的“巴拿馬”資本輸出到瑞士。他曾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聯手對抗古巴，借此掩蓋他的不法商業(yè)行為。他也曾向美國當局控告他在進口貿易中的一些競爭對手。當美國最終決定借助法庭對他的指控擺脫他的時候，挪瑞奇以反帝國主義和愛國的名義為自己辯護，很快就受到了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公開支持。德波認為，這位挪瑞奇將軍“出售一切，仿制一切”的行為正是綜合景觀的完美再現，“并非是巴拿馬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制造出了這樣的奇跡”。 在景觀社會中，“大量信息浮在社會表面、可以隨意獲取，而保密只是這一規(guī)則的必然例外”，德波強調，并不存在“難以接近的純粹秘密和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秘密”，事實上，大家都認可那些刻意為專家保留的少許保密領域，而且人們大都相信“多數事物是處于秘密狀態(tài)中的”。從獲取秘密信息者的角度來看，由于很多政治家和媒體從業(yè)人員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密情報了解到了很多東西，“這些人因此受到奉承和夸大，而人們對他們的不負責任之舉聽之任之”，那些保密信息的獲得者絕對不會注意到，“在所有對他們保密的事情中，現實的主要部分已經無一例外獲得地被隱藏了。”同時，“提供給那些與善于欺騙的暴政同流合污者的片言之語通常都被謊言所浸染，而這些消息經過了巧妙處理，并且不受任何檢查。”然而，這足以使那些消息獲得者心滿意足，因為他們顯然比那些一無所知者要強得多。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使統治變得更令人尊重，但永遠不能使它變得易于理解”。“前排就坐的觀者”最先得到這些消息，而這些人竟然“愚蠢地”相信透露給他們的內容就是真相。德波再次對傳媒展開批判，認為只有“白癡”才會相信電視畫面所展示出的一切，那些“半精英人士”會認為“一切都是不清晰的、模糊的、是由不可知的符號‘建構’的”，只有真正的“精英人士”才愿意探究真相。 德波指出，在近二十年間發(fā)生的眾多刺殺事件中，多數未被徹底查清，這表明，“官方言論中存在著見風使舵、明目張膽的謊言”。德波稱其為新型社會疾病，該疾病會在各處迅速蔓延，“由國家高層（此類犯罪的常發(fā)領域）向下擴散，同時，也從較低的層次向上發(fā)展，這些較低的層次包括其它傳統的非法交易場所和勒索“保護”費的行為”。德波認為，黑手黨在當代社會的迅速發(fā)展和蔓延就是這一社會疾病的體現。黑手黨由原來秘密從事非法商品交易轉而插手各類合法貿易，乃至重大政治事務和國家事務中，“甚至涉足電視，電影和出版這樣的景觀行業(yè)”。“事實上，在綜合景觀中，它是一切發(fā)達貿易行業(yè)的典范。”在綜合景觀中，“法律沉睡了”，大眾所思所想毫不重要，“這就是在一切民意調查、選舉、現代化重建等景觀背后所隱藏的。” 在景觀的秘密狀態(tài)下，“分散的社會批評也已經按部就班地被培養(yǎng)為一個整體”，淺顯易懂的批評文本開始以相對保密的方式出現，那些匿名或不知名的批評者可能會被景觀作為“思維較為活躍的知識分子”所吸納。德波認為，對于他們中的一些人而言，這使他們“邁出了走向事業(yè)的第一步，對其它處于更低級別的人而言，這第一步則是邁向了專為他們準備好的陷阱。”事實上，他們所提出的批評“可能是非常尖銳的，在某些方面顯然充滿著智慧，然而，卻總是奇怪地不著邊際。”因為“它們從來沒有明顯地感覺到揭示整個過程的必要；哪怕只是含蓄地表明它來自哪里，以及要走向哪里。” 德波指出，越來越多的人在進行密謀以促進景觀的發(fā)展，“從前，人們只是陰謀反對某個已有的秩序，今天，密謀獲取利益成為一種新興的發(fā)達行業(yè)。”以致于出現了“秘密機構的增長危機”，他指出，“這是資本、生產以及分配集中的自然后果。”許多秘密特工偽裝成記者、歷史學家以及小說家，德波似乎在每個人身上都看到了間諜的影子。 在《評論》的結尾部分，德波強調，景觀統治的建立是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徹底改變了政府的管理行為”。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點在理論上并未得到充分理解。當然，這與相當一部分統治者的思維方式有關。但德波對他們并未喪失信心，“有些人尚不能及時充分地認識到游戲新規(guī)則的可塑性及其充滿野蠻之氣的威嚴，但不應該認為這些人會永遠保持古詞語一樣的狀態(tài)，徘徊在真正權力的外圍。”他認為，在那些維護統治利益的社會集團內部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大的變革，“這樣的變革雖然與那些處于權力核心圈的人有關，但也會以密謀的方式謹慎地顯現出來，并對景觀時代的一切做出決定性的總結”。
[參考文獻] [１]在德波發(fā)表于1967的《景觀社會》中，德波首次將“景觀”的概念運用于對現代西方社會的描述，指出現代社會中的一切都被景觀所浸染，無一幸免． [２][３]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5#.49#,Paris:Gallimard. 2002.
編輯：水墨清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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