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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顯赫大街的60年
由是，長安街的改造，在關注北京城變遷的記者王軍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槍”。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長安街呈現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長安街修起了80米寬的游行大道，擴建后的天安門前，形成了東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廣場---這種規模和氣勢，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象。 此時，長安街沿線的建筑，除了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飯店、民族宮等，還有在長安街南邊的紡織部、煤炭部等部委辦公樓。這些莊嚴而肅穆的大廈，隨著國慶10周年，完成了長安街從規劃草圖走向現實的轉變。一條以政治形象聞名世界的大街，從此誕生。 然而，“第一槍”打出沒多久，便趕上了三年困難時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來，國家大劇院沒建成，科技館也撂下了。”董光器回憶。直到1964年，經過三年調整，國力有些恢復。萬里作為北京市當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匯報，提出中央有一些辦公樓可以集中在長安街上蓋。 很快，北京市政府開始著手編制長安街規劃。1964年4月，長安街有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方案，特別是確定了包括道路寬度在內的具體原則。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長安街的馬路寬度一直難以確定。“50年代翻譯很多國外首都的資料，感覺到，作為首都的一條主要街道，道路過窄對交通影響很大。所以，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提出北京的馬路要寬。” 國家計委與北京市委的意見相左，批評這是“大馬路主義”。但北京市委的態度堅決，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會上表態：你說我是大馬路，我說你是小馬路主義。將來的問題是馬路太窄，而不是太寬，現在北京的汽車還不太多，等你們這些年輕人到八九十歲，北京有幾百萬輛車的時候，再看誰對誰錯。 到1954年，對長安街寬度有了初步定論：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終劃定為“120米”。“北京派出一個城市建設代表團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區的建設，回來一比較，發覺北京的馬路不夠寬，就調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說。 此后，長安街一直向1958年劃定的“紅線”努力。趙知敬說，現在很多地段，路寬已不止120米，“而這次大修，大劇院西邊這條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動。” 就這樣，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個“各方面認可的規劃”。然而，還沒來得及上報中央，就趕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規劃部門收到一個文件，明確提出“長安街建設暫停”。 東方廣場的爭論 1985年，長安街規劃隨著改革開放后北京城的復蘇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長安街仍然是為了充分體現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現代的情況，強調要有充足的綠化，還要有商業，把西單、王府井幾大商業中心聯系起來。”董光器說。 規劃做好了，卻沒有錢。在董光器的記憶中，長安街建設的再次啟動始于招商引資的大力推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改革開放加速，商業和金融機構開始在長安街扎堆。“特別是港商很看重長安街的地位，這樣，東長安街就蓋了很多寫字樓，而中國銀行、工商銀行都跑到了西長安街。”董光器說。 隨著外資注入，長安街10年間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設量。也有人開始擔憂，長安街的政治意義在“軟化”嗎？ “作為神州第一街的長安街，蓋樓要經過資格審查。不是國家級的行政辦公樓，就是國家級的博物館、文化建筑。” 董光器說。 市場經濟的滲入，讓標準慢慢變化。據城建資料統計，長安街20世紀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屬于商業金融和寫字樓類的就占了14座，占總數的67%；而在50年代，這一比例僅為17%。 為此，甚至有城市規劃者給北京市寫報告，要求堅持長安街的性質。90年代初，隨著體量巨大、玻璃幕墻的東方廣場突現長安街，爭議驟起。 “東方廣場原來設計的樓高是80多米，比規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棟建筑，寬488米，像一個大屏風。”趙知敬回憶。 1994年，趙冬日、張開濟等6位學者聯名提出，東方廣場大廈如果按照原方案實施，將改變舊城平緩開闊的城市空間。在此前后，北京市召開了一個東方廣場方案的展示會。 然而，規劃界人士依然無法認同這個突破心理底線的規劃。一位規劃人士表示，把東方廣場鑲在長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孫子輩”。 問題最終反映到中央，東方廣場大廈在開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論證，“一整棟建筑變成三組，高度分別定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誡的推動下，東方廣場作了再一次妥協，把高度降低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說。 其實，這樣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長安街的規劃。“知名開發商想把寫字樓蓋在長安街上，各區又急于招商引資，自然擋不住這股潮流。”董光器說。 拆了3000面廣告牌 世紀之交，長安街邊又起“拆廣告行動”。 1999年炎夏，也是國慶50周年大慶前夕，長安街上的廣告已相當“繁榮”，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兩側建筑頂部的廣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負責“拆廣告”的是時任長安街及延長線整治工作領導小組主任趙知敬。在規劃圈里折騰了大半輩子的他，決定“下大力氣”讓長安街的建筑恢復原有的輪廓。結果，行動剛剛開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說長安街上的廣告是一種市場經濟的表現，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鄧小平路線。”趙知敬告訴《望東方周刊》。 不過，“上綱上線”沒見效。廣告牌和匾額最終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時間，經常有人來找我說情。每一個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來有朋友告訴我，有人恨得想摘我點器官什么的。”趙知敬笑道。 2002年，趙知敬組織北京城市規劃學會完成了《全面建成長安街、完善天安門廣場》的課題。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此次規劃邀請了北京工業大學、建筑工程學院兩家大學，對長安街的行人展開社會調查。在問卷設計中，記者看到有“你對現在的長安街有什么感覺，有什么覺得不舒適的地方”這樣的問題。 回答五花八門。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對長安街的意見。”趙知敬說。 這樣的規劃思路，是否會讓這條寬闊威嚴的街道，更加親切而生動？
編輯：roy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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