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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著非同尋常的圓明園情結。它的形成，已有五十多個春秋了。這可以說是上天賜予的緣分。青年時代，我在北大生活了八年。由于圓明園與北大僅一墻之隔，她成了我經常光顧的“近水樓臺”：那時愛好歌詠，常常在清晨跑著步來到這里，來到這空曠而寂寞的田野，扯開喉嚨“吊嗓門”，一聲一聲的重復，好像要把這片沉睡的大地喚醒，有時好像還能聽到西洋樓殘軀返回的隱隱回聲。每有外校的中學老同學來訪，陪他們圍著未名湖走一圈后，一般都要領他們來這里轉轉，半是吊古，半是閑逛。通常都去園的東部，在水稻田的田埂上穿行，一不小心，會踩進水里，弄得啼笑皆非。每次走進西洋樓廢墟，總要在那里坐一坐，看著那滿地亂石，仿佛閱讀一部宏大的史書，眼前浮現出一幅幅驚心動魄的圖像：忙碌的匠師們描圖揮尺，精雕細刻；興致勃勃的帝王們在前呼后擁中閑步；興高采烈的侵略軍手持火把滿園奔跑……當我再睜開眼睛，周圍的荒地變成了巨大的碑石，而眼前這些亂石則成了碑上錚錚的墓志銘。

　　離開學校后，去圓明園的機會就很少了。但隨著關于圓明園保留遺址還是重建或部分復建的爭論日益升溫，為了起草反對重建、復建的政協提案，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前前后后又去了十來次，看得比較仔細的有四次，其中兩次還去了尚未開放的西區。第一次置身于西區感到特別震撼：它的僻靜、蒼涼，與熱鬧的東區形成鮮明對照。只見滿園是蔥蘢的樹林和雜亂的荒草。其間淺淺的溝渠和起伏的丘巒依稀可辨。不時還可以看到些大塊的石材、石雕以及渠岸的砌石，甚至還看到了一座塌廢的庭院，從它厚重的墻壁和堅固的基腳，依然可以看出當年強健的體格……這件件有序或無序的遺存，成了歷史定格在這片土地上的“雕塑”，時時向我們傳遞極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陪我來的兩位年輕人中的一位說：“葉先生你看，這么大片的荒地閑著，多可惜啊！請支持我們，讓我們在這里建一座‘東方大學’！”我回答說：“你看到的是‘荒地’，而我看到的是文物。你的‘東方大學’是有價的，而文物，特別是像圓明園遺址這樣的文物，她承載著一大段民族苦難的沉重記憶，她是無價的。”

　　專家陪同的有兩次。一次是五年前“兩會”前夕，圓明園管理處副主任宗天亮先生陪我看了含經堂的遺址以后，又陪我來到西區的九洲清晏廢墟。那里的“坦坦蕩蕩”御園正在清理，已經展現出原來的水池和橋涵的基本輪廓及其藝術格局，這使我非常驚喜和興奮，想不到圓明園這大片“荒地”下，還掩埋著如此壯觀和豐富的石構建筑的遺存！此前人們為復建含經堂而開挖它的遺址時，也發現過類似情況。這給了我一個重要啟示，也可以說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使我更加堅定地認為：保護圓明園遺址的首要任務絕不是復建，哪怕“部分”復建，而是調查、研究和發掘，讓她的遺存或廢墟充分展現出來！

　　第二次就在去年的二月下旬，陪我前往的是已經離退多年的原圓明園管理處副主任楊振鐸先生，還有當年與他共事的紀書記，以及我的老校友、文物專家朱祖希先生。楊先生憑他在圓明園二十余年的豐富經驗，對園內的一切了如指掌。他興致勃勃地陪我們去了好些以前我從未去過，或去過卻未引起注意的地方，考察了三園內（開放部分）一些最精彩的遺存和景點以及部分山形水系。我獲得的最新鮮印象是，圓明園廢墟并不像我原來想象的那樣除西洋樓外“蕩然無存”，雖然她歷經“木劫”、“石劫”（據楊先生目擊：僅“文革”中被農民運去“修水利”“辦民防”的即達580車之多），依然留有為數不少的石材、石雕，有的石堆廢墟仍然保持著建筑造型的基本輪廓，具有觀賞性和震撼力。如“諧奇趣”背面的基墻，全是大塊的石頭從渠底往上砌，至少有十來米高，夾縫中長出許多粗細不一的雜樹，倍添廢墟的滄桑感。澤蘭堂附近的昔日有噴泉的假山，其“身材”的模樣也依然可辨。離它不遠是“獅子林”的廢墟，當年是一座仿蘇州的園林，據說比它的仿建對象規模大得多，現在則成了一個亂石堆。但其中驚現兩塊完整的石雕，都有乾隆皇帝的御筆，其一是“獅子林”三個字，顯然是當年懸在這座園林門楣上的匾額。可是這樣寶貴的文物，卻讓它混雜在亂石堆里！有藝術和文物價值的石雕最集中處無疑是西洋樓廢墟；除此以外，五孔橋側的線法橋的石壁，也是十分精致的藝術品。

　　這次考察獲得的另一收獲是加深了對圓明園遺址的整體藝術感的認識。以前為了反對重建和復建，較多注重對建筑遺址的關注。其實圓明園作為一個園林藝術品，她是由建筑、園藝、山形和水系四部分構成的，可以說，整個5200畝都沒有藝術“虛筆”，是一個完整的“平面浮雕”。現在建筑部分基本不存在了，但山形水系和園林格局的脈絡基本看得出來，少數模糊處稍加梳理即可。當然如果地下有遺存，應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進行發掘。看到這些，進一步加強了我對整體保護5200畝廢墟的訴求——非但建筑遺址上不得重建、復建，其他地方也不應該出現大型建筑。較大的功能性用房要么引入地下，要么建在園墻之外（據說墻外還有三千多畝是屬于圓明園的）。

　　曾經聽到過一種說法，說圓明園并沒有什么原創性：她的園林是南方移來的，西洋樓是外國搬來的……但據我初步的、粗略的考察，覺得不能說她是中外園林和建筑模式的簡單拼接或雜湊，她是在精密的整體藝術構思中運用某些異地的建筑元素和符號，而不是原件的照抄或復制，比如剛才提到的獅子林。總的說，她把南方的小家璧玉，改造為北方的“大家閨秀”，再飾以皇家的華彩。又如福海，它既不像武漢的東湖、杭州的西湖和無錫的太湖等天然湖泊那樣浩蕩，也不像蘇州園林那般小巧，它是皇家園林中特有的、象征更大水面的“海”。皇帝是一國之君，他想在他的“庭院”里見到各地的園林精華，亦在情理之中。再說西洋樓，作為巴羅克風格的石構建筑，在“西洋”固然屢見不鮮，而且也算不得上乘之作，但作為一個由幾個不同單元構成的建筑組合體，也別具一格，在歐洲很難找到它的摹本。而且它自知是個“外來戶”，知趣地“靠邊”站著，地盤僅占全園面積的2%，對全園只起點綴作用，而構不成對中式主體園林的“奪景”。在園林中適當地點綴一些異國風情，這在歐洲是普遍現象。例如在德國慕尼黑的英式公園里，就散落著中國木塔、希臘古亭和日本茶亭；在波茨坦的逍遙園里，也有中國茶亭、法國景亭等等。圓明園引進一組“西洋樓”，顯然是一個可取的創意。

　　圓明園山形水系的妙處，也是這次才獲得初步的領略，而據傳是雍正皇帝“煉丹”的場所——“別有洞天”，更讓我贊嘆不已。它位于“群山”之中，三條小徑蜿蜒曲折，使這個百十來平米的“洞天”更成了難覓的小天地。但它離寬闊的福海不過咫尺之遙，皇帝煉丹煉累了，去湖邊走走，方便不過。要是讀書人能有這么一塊彈丸之地，該是無上的幸福了。圓明園群山起伏，溝渠縱橫，湖池星羅棋布。山與水的關系，都是經過匠心營造的，是一種藝術的著墨，只要細細去品味，都能品出它的“味兒”來。

　　中國古代園林建筑理論強調園林與環境的關系，所謂“得景隨形”，“巧于因借”。圓明園這座集皇家園林之大成的建筑，在環境的選擇上顯然是極為講究的。我去的那天恰逢晴空萬里，上午站在綺春園天寶塢的橋上向西眺望，青黛色的西山的秀美歷歷在目，讓我久久舍不得離開。下午從福海南岸向北遠望，寬闊視野中的燕山山脈與圓明園群山構成三個層次，由低向高、向遠層層遞進，色調由深而淡，更是妙不可言。如果說圓明園在別處或許也可“復制”，那她與周圍環境的這種獨具的絕妙關系，絕無復制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