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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堅教授再次著文進一步闡述“景觀設計學”稱謂得體和內涵廣博，作為對風景園林學對應Landscape Archtecture(LA)的批判，同時作為對我刊第5期上發表的“審稿意見”的回應。讀后，對其中的一些部分難于茍同。作為本刊的編者，在發表俞文時不得不說幾句話，以供讀者判斷。

　　不適合的“唯審美論”、“唯藝術論”新衣

　　上述“審稿意見”中我已指出，俞教授將風景園林學推向“唯審美” 、“唯藝術”的角落之下妥，這次又變本加厲地給中國風景園林學穿上唯審美、唯藝術的新衣。這些都呈不符合實際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五”期間，國務院就將城市綠化作為城市的基礎設施之一，賦予了多種功能。全國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以來，園林更進一步突破了圍墻，以整個城市范圍為城市綠化的調控對象，實施改善生態、美化環境、提供休憩園地的職能，并且在調控城市30％-40％以至更多土地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和建設中取得許多研究和實踐成果，怎么能說這僅僅是唯審美、唯藝術的呢？順便提一下，這件“新衣”，實已不新。早就有人把它當成帽子、棍子使用，妄圖給予否定，而代之以“城市林業” 、“城市森林”，將發展了的學科拉向后退，但始終不能得逞。

　　風景園林學早已在向大地景物規劃拓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風景園林學因社會發展的需要，首先以國土上最精華的部分——風景名勝地——國家自然文化遺產地作為切入點，在資源的評價、保護、規劃、管理等方面開拓發展，致使學科、事業蓬勃興起。也正是在此時，由于風景名勝資源評價的需要，借用地理學的術語，賦予“景觀”新的內涵，將其轉意用于本學科中，并在法規中用作法語加以肯定。于是才有社會上作為時髦語言的流行。今天俞教授能賦予“景觀”以更深刻的含義，也是得益于這一起始的過程。在此歷史條件下，汪菊淵先生高瞻遠矚地將中國園林學領域界定為：傳統園林學、城市綠化和大地景物規劃三個部分，是有實踐依據的。當今風景園林學科正在向縱深廣闊的土地上拓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唯審美”、“唯藝術”的這件“新衣”又怎么能夠適合干蓬勃發展的風景園林學呢？

　　風景園林學同LA的對譯并非始自今日

　　當年奧姆斯特德在設計和營造紐約中央公園的時候將自己的職業稱作LA，而現今中國的風景園林沿著奧姆斯特德之路走出這樣遠，反而不能稱作LA了，俞教授的論證要翻這一應用多年的舊案，莫免過于差強人意了。

　　否定歷史和專業由來的基礎并非明智之舉

　　俞教授看到了國外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LA的拓展，已經從奧姆斯特德的肩上攀登了若干級，還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和機遇，要適時地拓展專業領域，并給專業一新的定位。這些都是好的，而且應該是“海歸派”積極發揮優勢的所在。這要靠開拓、靠實踐，運用國外成熟的理論和科技新成果，結合中國實際，解決中國的問題，擴大影響，令人信服(俞教授本人確實也在努力地實踐和開拓)。只有不斷地積累，不斷做出新的貢獻，才能推動學科和事業的發展，取得業內的認知和贊譽。這不是靠否定前人，否定自己的歷史和專業由來的基礎，給予一個新的稱謂所能解決的。

　　要借助于中國的現行行政系統的有利條件謀發展

　　俞教授稱，“風景園林學”的悲哀在于它是現行行政管理體制的產物。換言之，就是受制于行政體制而得不到學術發展的更大的自由。這是事實，也是中國的現實。中國風景園林學正是借助于這個行政的系統，擁有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形成了自身的系統和特點。它首先服務于這個系統，從而取得了不斷地拓展。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空間中還沒有能夠充分的發揮，而不是沒有向外界開拓的自由。一個反向的實例是俞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學，由于找下到對口的現行國家行政管理部門，“地理系”這樣一個有多年歷史的傳統學科的名字，“在改革的春風中”從我國首屈——指的綜合大學中消失了，而代之以可以找到歸宿的種種新名；俞教授所講也并非完全符合實際，恰恰是中國的園林學，很長時間以來是依托于農林院校首先發展起來的，培養出來的人才又到建設系統來進一步發展。也正因為如此，在改革的春風中，風景園林進一步托展到了其他的行政系統。因為有了自己牢固的根底，并且以此為旗幟，具有了更強的影響力。這難道又不是事實嗎？

　　專業名稱還是“風景園林”好

　　專業內涵的確認和學科領域的界定是問題的實質。專業名稱和譯法，古今中外，見仁見智，各執一詞。至今在LA的名下，日本仍稱造園，韓國稱造景，中國香港叫園境，至于中國內地更為多樣。這方面的討論文章我刊也已發表過不少。到目前為止，雖然“風景園林”如俞教授所說，產生的過程中有行政干預的背景，但十多年來，已被業內大多數人所認可，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而被認同。業內人士感覺良好，是因為“風景園林”尚能表明學科的歷史由來和發展，順應中國人的思維和認識習慣，同LA的專業內涵和特點更為貼近，而且在翻譯上更富于文采，而不是生硬的直譯。更何況此稱謂也已被許多國際同行所認同。

　　相形之下的“景觀設計學”怕距離專業的基礎更遠，令人產生誤解的空間更為廣闊。俞教授說他的“景觀”是作為生態系統的含義，但是別人為什么就不能理解為非生態的含義呢，以至于俞教授所反對的許多非本專業的人土進來混同，完全背離專業的主體和實質。何況我們所從事的這項事業更接近于自然，更需博學，更具現實性和更需歷久彌新，他與建筑師不同，不可能再配以結構師、營建師、土木工程師、公用(水電空暖)師、造價師等等來協同工作，其職業特點是從規劃設計到實施、養護、保護保存等都需兼顧，因而稱為“景觀設計師”，意喻只管設計，就有失偏頗。麥克哈格作為大尺度宏觀規劃的大師，他個人可以不管你家后花園月季花的事，但作為以處理人地關系為天職的事業，對家家后花園的月季花都出現了問題這樣的事態而無能為力，那么“景觀設計師”這個職業的出現和存在的特征還存在嗎？俞教授的專業新衣，雖然并非“皇帝新衣”，但也會被天真的稚兒看出破綻。俞教授意欲拓展的新空間和新領域也未必不會受到原有管理系統和相鄰學科的抵制。難道在中國現實的空前速度發展中還有哪一個領域，哪一個學科不在拓展，不在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嗎？這就意味著，沒有根底，沒有歷史的空降，學科其開拓、發展該有多大的困難。
　　以上種種都顯示了俞教授追求“完整的意義”的莫名悲哀。

摘自  景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