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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景觀設計學--歷史和教育

[日期：2008-01-25] 來源：《城市環境設計》2007（05）：109-112 作者：麥琪&＃183;羅(Maggie.Roe)　發表評論(0)打印

摘　要：本文回顧了英國景觀設計學的發展歷史，展望其在21世紀的發展。景觀設計學在英國是伴隨著職業和教育產生和發展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821年，1930年代正式開始景觀設計學的教育和職業。歷史經驗表明，景觀設計學在相關領域扮演著領導角色，是由于其發展動力源自體現國家和社會需求的公共建設、自然保護、文化保護和全球化，并因此而充滿生機活力。

關鍵字：景觀設計學；教育；歷史；英國

　　1 介紹
　　在英國，景觀設計師這一職業是經過長期景觀設計的發展，景觀管理和改善之后隨之出現的。經過很多年，就像我們所看到的，尤其是在有錢人的農場和花園，對景觀的理解在實踐中逐漸明確。即使英國的景觀設計職業與許多其他職業相比時間并不算長，有人還是會辯稱景觀設計學的智慧和技巧深刻地蘊含了大不列顛的精神。一般說來，這些傳統都與私人擁有的景觀有關。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并非私家花園或不動產，而是公共外部空間使新的觀念得到了發展。這些觀念是基于對“景觀無邊界”（Moggridge，1998）這一觀點的關注，并且對所有種類的設計和規劃有著深遠的影響，包括城市開放空間和綠地、林場設計、建筑設計、鄉村通道、商業和產業景觀、道路景觀、運動場等等。在英國，景觀設計師的職業是作為一門學科出現的，這個學科包含了所有的這些關注點，因此它比私家花園設計的覆蓋面寬廣得多。本文主要回顧了英國景觀設計的歷史、職業發展以及景觀設計對景觀設計學教育的影響。

　　2 職業的出現

　　正像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在英國，職業的根源在于園藝和花園設計而不是建筑和農藝，這在其他許多國家也可以看到。然而對于英國的許多土地所有者來說，農藝從18世紀以來包含了一種在他們的地產上創造“世外桃源”或裝飾農莊的激情。杰利科（Geoffrey Jellicoe），這位常常被認為是在英國景觀設計學的發展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1975年說道：“世界正向一個階段邁進，在這個階段里景觀設計將被認為是最綜合的藝術”（Jellicoe& Jellicoe，1975：7）。他相信，設計大眾的景觀是一種社會的必需，而不是一種“被限制在私人花園和公園”的藝術，這一現實提供了20世紀早期該職業出現的必要條件。弗里克（Fricker）在1969年記錄中寫道：英國景觀設計專業人員在1928年的創作是在“英國園藝建筑師聯合會”的稱謂之下進行的，然而從1930年開始就把它改成了“景觀設計師協會”，這也是一種對有關工作更為精確的描述。這一稱謂受到了景觀設計學術語的美式用法的影響，也暗示了該職業應該被視作專注于公共景觀的事物。這一時期美國的實踐遠比英國先進得多，在英國，絕大多數與建立該組織有關的人都只為私人花園作過設計，而并非為大眾的公共空間作設計（Aldous & Clouston，1979）。早期景觀學會的特性有一種現在看來屬于過去時代職業界的意味，其成員資格大都具有著名的英國現象—— “校友關系”的特點（那就是說，你知道的那個人并不是你所了解的，這一點十分重要）。進入學會并沒有特殊的限制條件——除了你被邀請申請加入，你必須宣稱自己對商業性園藝設計沒有興趣，同時一般來說你將成為著名的“某人”。盡管公正地說，候選人必須展示他們在設計中已經取得的重要成就才能被接受。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在那個時代，在30～40個成員之中有一些很強勁的人物，他們通過出版、教學和在英國乃至全世界的設計實踐對這個職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凡的影響。

　　希爾維亞· 克勞（ S y l v i aCrowe）是早期成員之一，她非凡的感知力和她對于景觀問題終其一生的思考和觀察都非常著名，并且在1973年得到英國官方的認可，被英皇授予了女爵士爵位。她的文章、信件和書籍不論在英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曾經并且仍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在2004年度景觀學會評獎中，希爾維亞·克勞女爵士被看作是對英國景觀界過去的75年歷史中做出最偉大貢獻或起到最重要影響的景觀設計師。另外一個成員杰利科，被看作是“在20世紀前期把景觀設計帶出私人領域同時在20世紀后期把它帶入公共領域的倡導人”（Roger Stringer在1996年《景觀學會》中的引用）。邁克·唐寧（Mike Downing）說盡管杰利科被看作是“英國景觀學會的生命和靈魂，但希爾維亞·克勞是它的道德心”（Down i ng，P e r s. Comm.，2005）。作為一個年輕人，杰利科與帕克爾（Parker）和昂溫（Unwin）一起工作，而這兩個人早已參與了萊奇沃思（Letchwor th）花園城市（1903）和衛爾溫（Welwyn）花園城市（1923）的設計（Fricker，1969）。派克支持一種思想，那就是應該提供機會給普通人與景觀更接近地聯系，因此也要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和社會觀點，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已經影響了這一時期非常多的景觀設計師。這一思想見諸于具有影響力的刊物《景觀與園林（Landscape and Ga r d e n）》1934年的春季版，最初由理查德·蘇塞爾（Ri c h a rd Susell）開始，隨后由布倫達·科爾文（Brenda Colvin）繼續做每季的評論（這本雜志逐漸成為《景觀設計》期刊，也就是現在的《景觀》）。20世紀30年代有一些德國的學者進入英國（如Gropius，Breur，Moholoy-Nagy），就像滕納德（Tunnard）在《現代景觀設計的園林（Gardens in the Modern Landscape）》一書中所反映的那樣，這些人全面地影響了英國的藝術和景觀設計學，使之向著更現代的思想發展。

　　1939-1945年的戰爭對景觀設計師職業的發展、設計公共景觀的機會和公眾對景觀的看法有重要的影響。戰爭年間職業領域的活動很少（Aldous & Clouston，1979），但戰后的實踐顯示出戰爭對于思考和實踐機會的影響程度。戰爭期間很多與該職業有關的人和很多其他英國人一樣，被送往國外，在軍隊服役。這不僅意味著他們看到和感受到了別樣的景觀和文化，同時他們被完全地暴露在一種看世界的新的方式中——從空中，從海上，從陸地。弗里克（Fr icker）在1969年曾發出這樣的疑問：“對于眾多普通人來說，從空中看到被海洋環繞著的小小的陸地成為了他們進行國家規劃的力量，這種假設是否被夸大了呢？”確實，對我們來說，難以想象這種經驗所可能促成的啟示，因為我們已經對鳥瞰的照片和其他類似的景觀表現方式非常熟悉了。有一種看法是，建設一個在建筑和景觀方面“更美好的英國”就意味著“更好的環境”同時被創造出來（Jellicoe quoted in Aldous & Clouston，1979）。

　　戰爭結束后產生了新一代的景觀設計師，這些人在景觀的尺度以及其他重要問題上都看得更遠，對城鎮和郊區規劃產生了重要影響；戰后，迅速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和提供“為英雄安家”服務的需要意味著景觀正以一種可觀的速度發生著變化。在英國，實行了大范圍針葉樹林的種植，農業技術也飛速改變。通過的許多新的國會立法，在景觀的發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1946年的《新城鎮法》，1947年的《城鎮和郊區規劃法》和1949年的《國家公園和鄉村通路法案》等。那個時代的景觀設計師有相當大的空間去實踐和發展他們的理論和理想，尤其是與新城有關的景觀。他們中的很多人著書立說，這些著作至今仍然經常被學生所引用。另外一些人通過在大學逐漸設立課程并教育新一代的景觀設計師來傳播他們的思想。很多年輕的景觀設計師通過跟隨紐卡斯爾大學的哈克特（Brian Hackett）教授的學習，受到了斯堪的納維亞人景觀方法的影響，該教授曾經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游歷過斯堪的納維亞。紐卡斯爾大學的課程對于景觀職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培養了當時乃至以后十年的大部分學生。

　　1946年，進入學會的資格變成需要通過考試來取得，正如這個職業在總體上的前景一樣，這是一個“緩慢的但在成員的構成上來說是顯而易見的變化”（Fr icker，1969：12）。而在1949年，學會的新主席沙普（Thomas Sharpe）重申了他所理解的這個職業的目標：“我想我可以確實地說，我們關注著這個我們一直致力于提高的工作，做好這份工作的需要遠遠比我們個人在其中的參與更重要”（Fricker，1969：12）。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之間，資源利用和增加自然資源的愿望對于景觀設計有一種持續的影響力。這確實是戰爭后的一種結果，人們希望能保證英國在資源方面盡可能自給自足。這也鼓勵了經濟的增長和穩定。景觀設計師不僅進行房屋和林地的設計，同時也參與到大規模基礎設施和景觀規劃項目中，例如開墾荒地、規劃發電站和修筑道路。由紐卡斯爾大學最先開始推進的英格蘭東北部景觀改造的項目從煤礦和廢墟中重建了這一地區。這一工程在實踐上和各學科之間的關系上徹底打破了原來的認識，涵蓋了景觀設計師、植物學家、土壤專家等等。關于這項工程的報告（景觀改造卷一和卷二，1971）和書籍（《景觀改造工程》1977）也由于這一創新的合作關系——“那個時代的一種新方式”（Downing，Pers. Comm.，2005）而出現。現代藝術家和國際設計師諸如羅伯托·伯利·馬克斯（Roberto Burle Ma r x）所帶來的影響也能在這一時期清晰地看到。“太空時代”不僅影響到細部的設計（Fr icker，1969），而且是一種看待這個星球生態系統的方式，一種把陸地和海洋這個巨大區域作為聯系的和互相依賴的系統來構思的方式。科學的思考對景觀設計學產生的大量其他思考方式有著相當的影響力，這從蘇格蘭景觀設計師麥克哈格（Ian McHarg）的具有影響力的書《設計遵從自然（Design wi th Nature）》（1969）中便可見一斑。這種科學的影響力可以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景觀設計師的作品中清晰地體現出來，這些人曾實驗了“生態的”景觀。在英格蘭西北部的沃林頓（Warrington）新城，“仿自然”的景觀在廢棄的場地上被創造出來，同時生態學家和科學家在其中的參與開始越來越明顯。景觀設計師在基于社區和公眾參與的工作方式的發展上變得越來越重要，就像20世紀70年代在緊鄰泰恩河的紐卡斯爾、拜克（Byker）地區住宅群再開發項目和之后的始建于20世紀80年代的土地基金會（Groundwork Trusts）中所看到的一樣。雖然職業景觀設計師的數量還很少，但是機會卻相當多。1969年，景觀設計師學會的成員人數大概有900人，到1978年發展到1 500人，然而，其中大多數還是學生。到20世紀70年代末，所有領域的生活，包括自然環境都被質疑了——人們的價值觀迅速地變化——60年代的樂觀主義讓位給了70年代后期的悲觀主義。景觀的實踐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響，如政府開支的削減、后工業時代的來臨、失業、全球化的開始（在政治舞臺上新的不確定因素的浮現，比如冷戰的結束）、污染不受限制的工業生產、農業的變化和強化等。

　　從戰后到2 0 世紀8 0 年代，景觀職業中最具影響力的從業者和著書者有伊麗莎白· 比茲利（Elizabeth Beazley）（《建筑間空間的設計和細節》1 9 6 0 ；《情趣設計》，1969），布倫達·科爾文（Brenda Colvin）（《土地和景觀》1 9 7 0 ；《城鎮和郊區樹木》1972），希爾維亞· 克勞（Sylvia Crowe）（《未來景觀》，1956；《景觀的力量》，1958；《道路景觀》，1960；《景觀中的林地》，1966），費爾布拉澤（Nan Fairbrother）（《新生活新景觀》，1970），杰利科（Geoffrey Jellicoe）（《景觀設計中的研究》，1960～70；《人類的景觀》，1975），彼得·沙博德（Peter Shepheard）（《現代園林》，1953），克里弗德·坦迪（Clifford Tandy）（《城市景觀手冊》，1970；《產業景觀》，1975），阿諾·韋德爾（A r n o l d W e d d l e ）（《景觀技術》，1979）。20世紀70年代，景觀學會擴大到目前的三個專業部分：景觀設計學，景觀科學和景觀管理，現在這三部分通常都包含在景觀職業中。景觀科學家這個分支被認為是在景觀設計和管理的自然和生物方面作專門研究，主要參與對過程的被動記述、理解和解釋，這種過程是景觀轉變的基礎（Thompson，1999）；景觀管理者這個分支涉及新的和現存景觀的長期維護和發展，也參與進一步景觀管理和利用的政策和計劃的制定；景觀設計師分支主要是作為設計師的組織，同時也協同景觀管理者處理景觀問題。近年來，也有討論是否需要創建一個獨立的景觀規劃的分支，但是有一種普遍的認識就是景觀規劃和景觀評價——這也被認為需要單獨的專業技能——應該保持在景觀設計學的傘形分支下。

　　社會貧困和生態退化貫穿了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綠色運動的興起和對環境的高度關注為環境的更新提供了動力，以此作為重建城市地區的一種方式，而很多景觀設計師便在這些城市中工作。然而市場經濟中的強烈信仰導致了“旗艦計劃”的增殖，如同在英格蘭東北部的泰斯德開發公司（Teesside DevelopmentCorporation （TDC））地區所發現的那樣，這是需求引導的發展計劃和反常現象。這些城市發展團體有他們特有的規劃權威組織，這些組織繞開了現存的民主機構（規劃權力機構）。重建計劃建立在“涓滴效果”理念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如果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和可執行的發展計劃，就提高了這一地區的潛能，吸引重要的新商業，這會反過來提供工作機會、提高收入和提升鄰里關系的滿意度。此時產生的景觀設計，某些可以說是不朽的，但也是沒有感情的，它忽略了文化和社會的聯系，并且經常以長期的生態為代價。

　　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英國，產生了一種更具爭議的景觀規劃的方法。歐盟（EU）會員資格標準也推出了很多新的法規和與景觀有關的規定。環境評估（EA）的手段和技術有了發展，景觀特征評估標準（LCA）也應運而生，成為了景觀設計實踐的核心部分。隨著這些體系的發展，景觀界對當地景觀或區域新景觀特征評估的興趣大為增加，以保持或加強現有的景觀特征并為一些特征不清晰的景觀提供新的特征（或身份）。在1991年的一次采訪中，杰利科說道：“當世界變得越來越機械化的時候，出于保全物種的考慮，我們需要依靠自然來工作。我并不認為我們中的任何人已經意識到現在生機勃勃的地方在今后的200年里景觀設計師將無所作為。”的確，在過去大約10年的時間里英國的景觀設計師在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方式上經歷了一場革命——部分是因為逐漸發展的法規所促成的結果，部分是因為可持續發展問題已經為人們所認識。很多景觀設計師多年來所作的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形成了一個概念，而可持續發展作為這個概念在景觀設計學界被證明是有用的。這個概念作為一個比較的術語具有最大的價值，即“更”可持續或“較少”不可持續，同時也因為它暗示了漸漸遠離“照常營業”的方式（Thayer，1994：317）。三個關鍵的目前已被人所熟悉的組成部分已經從可持續發展的論戰中形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強調了公平和未來。特別是更多的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影響到景觀的實踐，包括環境影響評估（EIA）方法的使用，可持續城市排水系統（SUDS）的出現和對景觀設計中使用的建筑材料的生命周期評估的考慮。

　　顯而易見，英國的社會體系對于英國景觀格調有著強烈的決定性和參與性。在這一點逐漸得到重視的過程中，社區咨詢而今成為許多景觀方案的特色，使之具有更整合的、交叉學科的、協作的思想和與之匹配的被描述為一種“變化的綜合處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全球的和地方的、個人的和集體的”行為（Irvine，1999，p.331）。湯普森（Thompson）（1999）支持這樣的觀點，即當地社區的參與“有可能在一個值得做的方式里結合美學的、社會的和（潛在的）生態的價值”，當然，景觀真正的使用者在設計和管理過程中的參與在現在大多數景觀工程中顯得重要而普通。如今有一種共識，那就是不可能通過簡單地創造“愉悅的場所”（包括室內的和室外的）就能造就更完善的可持續——你需要提出諸如“什么”被創造出來了，到為“誰”而締造這個空間；這個空間“為何”被創造和“如何”（過程）被創造這類更敏銳的問題（Ro e，2000）。另一個獨特的相關觀點是：這些問題的答案真的能創造更可持續的景觀嗎？英國的景觀職業現在發展了一套新的職業工具來回應這些有關景觀評價的不斷變化的要求以及管理更多可參與的設計方法。

　　3 教育和研究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英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并不存在于任何傳統的職業當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Downing，1992）。早在1821年，魯頓（J. C. Loudon）（1783-1843），這位頗具影響力的蘇格蘭作家和園藝家對年輕園藝工作者的匱乏的職業培訓和工作條件給予了高度關注。他催促提供更多的資源，提議建立一種自由的、職業的教育以提高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園藝水平（Simo，1988）。他推薦建立園藝圖書館，把這個職業不僅理解為實用藝術和科學，也理解為一種學術，建議教育應該包括關注個人道德、信仰和身體的發展在內。在英國，尤其是關于園藝和園藝設計，有“天才的業余藝術家”的傳統。格特魯德·杰基爾（Ger t rude Jekyl l）（1843-1932）在這方面可以視作一例：即使她曾經被作為一名畫家來培養，盡管她有大量影響廣泛的關于園藝的書籍和文章，并且和建筑師埃德溫·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做了大量的相關工作，但她從來沒有被真正認為是一個用現代含義來理解的“專業人員”。

　　景觀設計師教育的早期發展與質量保證體系和對各種評估體系的評估幾乎沒有關系，這也是英國的高等教育如今強烈抨擊的。紐卡斯爾大學的前任“景觀規劃”的主管邁克（Mike Downing）（現在已經退休）寫道：“我們所知道的英國景觀教育的擴展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那時首先在一些老的大學里面開設新的研究生課程，然后在理工學院逐漸開設本科生課程。從小小的一滴水漸漸發展到了研究生的急流”。他追憶他在利物浦大學第一次景觀設計學的正式教學，在那里，第一任景觀學會主席托馬斯·墨（Thomas Maws o n）（1861-1933）在1909年給建筑系的學生開設了一系列的講座。第一個本科生水平的有文憑的課程開始于1932年，在1933年最先建立的景觀設計師學會出版了一套考試大綱。而由校外機構主持的考試體制在1946年建立（Lancaster，1987）。1984年景觀專業有兩個新的講座設立，一個在紐卡斯爾大學的國王學院（后來部分在Durham大學），另一個在倫敦大學的國王學院。在哈克特（B r i a n Hacket t）教授的影響之下紐卡斯爾的課程堅定地遵循設計的生態原則。

　　20世紀60年代，在不同的大學（愛丁堡、曼徹斯特和謝菲爾德）和藝術學院（格洛斯特、伯明翰、利茲、曼徹斯特、倫敦和敦提）設立了更多的講座，課程也有了擴展。景觀學會在1973年建立了一個教育考察小組以評估不同學校的課程計劃。大多數藝術學院的課程被理工學院（L a n c a s t e r，1987）工藝學校所吸納，在1992年理工學院獲得了“大學”的地位。先前的理工學院和老牌大學之間在理論方法上的差距逐漸消失，然而近來把更多的重點放在研究上作為一種學術價值的衡量，這在某些情況下給那些原來建立在更技術化目標基礎上的新興的大學很大壓力。

　　1974年，景觀科學家和管理者可以加入學會，緊接著的1975年，學會被重新命名為“景觀學會”。關于這些專業的課程設置也逐漸交給了恢復的學會的考察小組。該職業的資格審定多年來建立在一個由四部分組成的體系的基礎之上。這一體系后來變為這樣一個標準，即從被認可的系列課程畢業的學生在兩年的從業實踐之后可以取得職業實踐考試（PPE）的通過。最近這一體系又演變為一種希望有更多的“關注學問的投考者”的方式，這一改變是為容許那些希望在導師的指導之下通過職業實踐考試取得他們自身的進步的人加入（Landscape Institute，2004）。投考者要保存證明他們實踐經驗的職業工作記錄的表格，然后被劃分成“預備會員”。在他們認為已經準備好的時侯，接受一個口頭的測驗，從而可以成為景觀學會（MLI）的正式會員。新的體系致力于成為一個更廣闊的“個人發展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開始于投考者進入職業生涯并通過“繼續職業發展”（CPD）和畢生的學習得以繼續（Landscape Institute，2004）。有趣的是，這個理念可以說是魯頓（Loudon）在19世紀為英國青年園藝者的教育問題所提的最初建議的舊事重提。

　　1992年，唐寧（Downing）指出：在英國，景觀設計學高等教育計劃模式的發展正以研究為代價和以更高級（研究的）學位的獲得來響應職業的需求。由于各個大學和景觀設計學院所受到的壓力，這一現象現在正在改變，他們出版越來越多的研究文章和書籍來證明自己。另外，在英國，景觀領域的大部分博士生和碩士研究生都是海外留學生。英國的景觀設計學領域的教學質量一直保持著非常高的水平，從世界各地接受英國教育的需求來看就可以得到證實。然而，對所有課程感興趣的本地學生的數量由于研究基金的缺乏而受到影響，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最近，另外還受到這一職業一開始的偏低的薪水的影響。如今越來越強調跨學科的工作和教育。因為景觀的課程編排引入了很多學科，包括其他專業，例如建筑學和規劃專業，所以可以提供更好的機會以便于在某些方面僅處在學生水平的專業人士的參與，也可以在很多專題領域提供選擇，諸如城市設計、建筑歷史、規劃理論等等。在學生的吸納量和數量上，最近和最重要的影響是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在英國學習的學生。

　　關于景觀的實踐和教育，作為加入歐盟的結果，現在有一種強大且日益增強的力量影響到英國。歐洲景觀大會委員會在對景觀的認識過程是一個里程碑，他們認為所有的景觀都應該是有價值的，景觀是“個人和社會福利和基本生活條件的一個關鍵元素”（CoE，2003：preamble）。景觀大會強調景觀不是在我們認為“出色的”地方畫一個圈而犧牲其他景觀就可以得到保護了。所有的景觀都有潛力擁有某種含義，提供特征鑒別和使社區受益，同時景觀“必須被承認和保護，而不僅僅因為它的價值”（Priore，2001：32）。在宣傳這一理念的同時，景觀大會也提升了景觀從業人員的形象。另外，歐盟為“勒諾特”主題網站計劃提供了大量的經費，這個計劃已經把歐洲的大多數教授景觀學科的大學和組織聯合在一起，以期獲得對于教育問題的更好的相互理解（www.lenotre.org）。

　　在英國，現在有7所大學專業地提供認可的景觀設計學課程。紐卡斯爾大學專業認可的景觀設計學（MLA）學科的碩士研究生課程是英國景觀設計學界開設時間最久的熱門課程，直到2004年被中止。這次課程的中止是因為持續的政治和經濟沖擊對高等教育造成了工資的拖欠，而結果是對該職業在英國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和國外對景觀職業教育的需要這兩方面產生了嚴重的傷害。然而，紐卡斯爾因其在景觀界處于一個很高的研究地位，所以在別的研究生（PhD， MPhil and MA）課程方面仍然十分興旺。

　　英國的景觀設計學教育把重點放在工作室工作上，以此作為景觀課程的核心。一般來說，基本原理就是學生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學習，然后他們要表明是如何綜合地將這些知識運用在他們的設計作品之中。教學在一整套模式的基礎上逐漸展開，很多課程編排都考慮到專業化以及在設計類型和可能采取的模式上的選擇。景觀設計學教育的問題始終涉及到需要覆蓋的學科數量及各學科涉及的深度。在過去的10年里，基于計算機技術，在設計方案的表現和最終成果上有了根本改變。然而，這也意味著學生除了傳統的手繪圖技巧外，必須用他們的時間承擔額外負擔以掌握新的技巧。工作室的方案從抽象的到實際的各不相同，現在大多數學院都使用真實的工程項目作為他們工作室工作的基礎。在英國的院校，現在仍然有很多關于如何使學生掌握設計技巧的爭論。可是最偉大的景觀設計師似乎不僅是綜合能手，也是已知事物的解釋者（Clark，1969：6）。“老牌的”大學通常注重基于知識性的教學，同時“新興的”大學，也就是先前的理工學校，則依然偏重于技巧的學習。這種情況滿足了相當大范圍的潛在職業者的需要，包括那些可能成為出色的設計者但是不善于論戰和分析的人，反之亦然。在紐卡斯爾大學，學習的重點在于自由觀察力、學習方法和設計能力的發展。現在一種充分基于研究的方法被用來解決復雜的景觀問題和發展個人的設計風格。在英國，很多工作領域中，設計的過程被認為與成果同等重要。我認為，公平地說，學術界比職業領域更多地強調過程，在后者成果是首要的。

　　多年以來，學術培養和職業訓練之間始終是一個艱難的平衡，包括其他相關專業如建筑學和規劃。在景觀界，除了一些杰出的案例以外，實際工作中重視功能甚于美學——但是由于現任主席摩爾·凱思琳（Kathryn Moore）教授的影響，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另外，也有把建筑師和景觀設計師聯合起來授課的需要，盡管這樣做有很多益處，但是仍然有明顯的不協調之處，這些矛盾源于一些事實，即景觀設計師“更多的關注于過程、發展、變化和時機而不是有限形態的線條和不變的空間，然而這些正是建筑師的焦點”（Holden，2003：9）。職業者和學術組織之間越來越緊密的聯系，這在很多項目工作室和其他學科領域都可以看到，現在后者能夠得到在課程學習中新加入的專業人員的很大幫助。

　　4 展望：21世紀的英國景觀設計學

　　當前英國景觀設計學實踐的特征似乎很可能要延續對更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這一理念正影響著景觀界的遠景，同時也要繼續發展景觀意識、專家意見和在設計者中的“社會想象力”（Julings，1999：7）。自從1997年完成“皇室憲章”以來——這個憲章最終以其本身和其成員價值的確立為標志得到了認可，在景觀學會中有一種新生的力量經歷著巨大的變化。

　　在英國景觀界總是有一種回顧以往各種“黃金時代”的傾向——這可以從“傳統彩票”基金在城市公園復興項目上的影響力上體現。這經常以滿足當代需求和創新設計思想為代價。但是無論如何也有了一種新的認識，那就是在藝術家和其他設計者之間的跨學科合作具有創造性的裨益。同時，對我們的景觀整體的價值有了一個越來越正確的評價——包括工業和社會的遺產——而不是急迫地想要簡單地“掩蓋”在英國景觀中我們曾經認為是在社會和工業化過程中留下的不體面的傷疤。普通人在景觀方面對文化和美學價值日益增長的興趣或許也調和了專業團體中一些過度的傾向，這種過度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景觀設計中尤為明顯。然而仍然有來自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壓力。英國是一個有著眾多人口和復雜的政治和經濟事務的小國，對陸地的需要意味著在涉及景觀規劃時壓力是很大的。目前，英國景觀職業十分期待年輕景觀設計師的出現——很多工作有待于完成但專業人員奇缺。

　　越來越成為共識的是，需要把景觀設計建立在良好的研究和理論、及良好的實踐的基礎之上，越來越多的呼聲希望景觀學會在從業者面臨的難題上能提供強有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指導。英國的景觀設計學也許需要采納杰利科的建議，強化英國文化和特征的實力和傳統。我們不應該復制全球化條件下產生的國際主義的風格、設計和思想，它幾乎不能或絲毫不能提供對文化需求的參考、對英國景觀的歷史和特征的參考。當然目前在英國有很多學術組織對景觀問題提出了有益的批評。他們的文章很有可能像那些在 20世紀中期杰出的景觀設計師一樣對這個專業產生影響。很多年以來，通過職業實踐和合作教育，英國的景觀職業有了“很長的觸角”，向外延伸影響了世界的很多地方，而且，這種狀況將繼續下去。

　　英國學者和從業者羅伯特·霍爾登（Robert Holden）寫道：英國的景觀設計學是“經濟學上的邊緣地區，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預算”（Holden，2003：6）。霍爾登也批判那些人，他們視景觀學科“首先是一種職業——一種狹窄的，排外的和有限的理解——而不是作為一種獨一無二的解放的和完全開放的活動：部分是形態藝術，部分是科學，部分是完全實踐性的，部分甚至是政治的”（ibid）。湯普森（Thompson）（1999）贊許說：景觀設計學能夠“對那些在這個事業中發現它的人發揮出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它提供了一種結合科學知識和藝術魅力的方式，而對于這個事業的絕大部分來說無疑是站在天使的這一邊”。人們有這樣的認識，即英國的景觀從業者在他們的工作中竭盡全力，希望在景觀合理的科學的基礎上通過想象的飛躍獲得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找不到絕對的“真理”，但是我們需要期待未來，也許我們應該仿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的例子，按照作家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的說法，這位英國園藝設計家“越出了圍籬，從而發現整個自然就是一個花園”（Thacker，1979：184）。
　　致謝：感謝邁克· 唐寧（ M i k e Downing）允許無償使用他收集的資料、以及其對本文寫作的建議。
　　作者簡介：麥琪·羅（Maggie Roe)，文學學士；（榮譽）Dip LD,MDess,ML,是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建筑規劃與景觀學院景觀研究小組，資深講師；《景觀研究》副總編；英國景觀協會研究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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