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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文學”最大的特點在于不是單純地表現人的精神、情感和生理訴求，以人的感受確定作品的質地成敗，而是同時也將大自然這些看似純物質的對象給予生命的體悟，看成一種應當理解、尊重和與之和諧相處的對象。所以，不少“生態文學”作品，首先是從人類對自然的傷害而開始反思、自省、呼吁和憂患起來的。“生態文學”是真正在全球視角上對于地球人類的思考和關懷，是一種在廣大的視野和最直接的幫助方面對于地球人類的呵護。所以，將“生態文學”簡單地視為生物保護、環境治理、甚至是講究衛生等狹隘的視野，就很難抵達“生態文學”的至高層面。“生態文學”呼喚和追求的是一種地球人類的和諧發展觀，其核心理念就是人與自然相生共長。技術不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因此，“生態文學”是應當超越所有政治、宗教、民族、地域、經濟、文化、軍事等功利目的的文學，具有非常寬闊的空間覆蓋性，甚至應當成為一種地球人類的“宗教”。

　　中國“生態文學”，也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歷史改變和躍進出現并發展起來的。是在伴隨經濟迅速發展給生態環境帶來空前破壞產生危機時及時出現的新文學。這種文學的視角和表現，首先從報告文學創作方面顯現出來并形成影響，這是報告文學這種文學體裁的特點性格所暗示和決定的。至今，報告文學還在作為骨干支撐著中國“生態文學”創作的主體。當然，在一種富有新生意義價值的文學命題出現之后，總會有不少的作家跟進。這些年，不時有些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參與。創作成果也很豐富。兩套生態文學叢書《碧綠藍》和散文集《生命的喟嘆》可以成為其中代表。而李文波的專著《大地詩學》，也許是系統和個性地對“生態文學”進行理論闡述的可喜成果了。但是，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生態文學”如今的生成環境和社會關注力度還有待改變，在一個注重物質收益和形象光彩的情形下，作家是很難抵達許多環境災難的現場，真正深入地從生態環境的角度給現實的社會以鞭笞批判的，自然也難將生態文學在尖銳的矛盾中表現得驚心動魄。在重要的矛盾沖突面前的哲學思索還過于直觀淺顯，多是一些傾情的、無奈的吶喊呼吁式的文學表達。盡管不能夠忽略這些作品在促進人們生態新觀念的生成和在精神層面對讀者的撫慰激勵，但社會實際的改變力量還是明顯比較細弱的。

　　正像前面所說，“生態文學”是一種具有很多世俗內容超越性的文學，所以，從事生態文學創作的作家，幾乎都帶有明顯的純粹性。他們的作品，無論憂患、譴責、吶喊、還是深情的呼喚，都帶有很強的地球人類責任意識和真摯的關愛情懷。在如今這個充滿了浮躁情緒和濃厚的欲望索求環境中，這種純粹和無私的文學表現是一種高貴與圣潔的表現，理應得到人們的贊賞和擁戴。所以，應當向徐剛、陳桂棣、李青松、哲夫、李林櫻、方敏等不少為生態文學的發展作出顯著成績的作家表示欽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