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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全國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秘書長、國家林業局造林綠化管理司司長王祝雄（上）

　　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是中國國土綠化史上的一項偉大創舉。義務植樹法律制度的確立，對我國國土綠化建設的迅猛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全民義務植樹成效顯著，法制建設功不可沒。隨著義務植樹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發生了許多新變化。如何加強全民義務植樹的法制化建設，如何解決歷史發展中全民義務植樹運動出現的新情況與新問題，如何拓展和豐富義務植樹盡責形式和內容，就這些問題記者日前采訪了全國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秘書長、國家林業局造林綠化管理司司長王祝雄。

　　記者：各地在完善與細化全民義務植樹法律制度中做了哪些工作？

　　王祝雄：近年來，各省（區、市）根據五屆全國人大《決議》和國務院《實施辦法》，相互學習借鑒，加快立法步伐，已有內蒙古、新疆、河北、甘肅、廣東、河南、江蘇、重慶、天津、江西、安徽等11個省（區、市）出臺了義務植樹條例，有的還制定完善了相關配套制度，組織推進義務植樹的法制化建設。他們的做法與經驗值得各地學習借鑒。

　　記者：明確義務植樹主管部門及其職責，對鞏固各級綠化機構和隊伍，加強領導，確保義務植樹責任落實，保證全民義務植樹的正常開展起到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各地是如何明確義務植樹主管部門及其職責的？

　　王祝雄：義務植樹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社會性工作，涉及部門多，工作量大，影響面廣，必須有一個與履行職責相應的組織管理機構。例如，安徽省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綠化委員會，統一主管本地區的義務植樹和綠化工作，對各部門、各單位的義務植樹和綠化活動進行指導、協調、監督和檢查。”河南省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綠化委員會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監督本行政區域的義務植樹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綠化委員會辦公室負責義務植樹的日常工作。”安徽省還明確規定：“各地綠化委員會辦公室是綠化委員會的常設辦事機構。”為進一步加強對義務植樹工作的領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規定：“義務植樹實行領導干部任期目標責任制”。

　　記者：什么是義務植樹？義務植樹就是單純的“栽樹”嗎？

　　王祝雄：全國人大《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明確規定：因地制宜，每人每年義務植樹3至5棵，或者完成相應勞動量的育苗、管護和其他綠化任務。但是，由于過去各地荒山荒地很多，在組織義務植樹時基本上是局限于直接的植樹方式，久而久之也給社會上造成一種錯覺，認為義務植樹就是單純“栽樹”。實際上，全國人大的這個規定里，對義務植樹除了栽樹，還包括育苗、撫育、管護等，以及其他綠化方式。

　　記者：以前義務植樹形式主要是政府及企事業單位大規模組織干部職工直接參加植樹勞動。現在形勢發生了哪些變化？

　　王祝雄：近年來，隨著城鄉造林綠化事業的快速推進，在一些地方普遍組織城鄉居民參加植樹勞動受到客觀條件制約。一是我國的所有制形式發生了變化，再延用原有的方式顯然不符合實際。二是城市內寸土寸金，難以開辟足夠的空間供市民就近植樹，并且市內所植樹木多為觀賞樹種、苗木價格貴、栽植技術高，光有熱情不夠。三是城市郊區和周圍較容易綠化的地方基本上都種上了樹，組織居民到更遠的地方植樹，存在一定困難。四是已建綠地、營造的森林也亟待撫育和管護。由此從客觀上要求義務植樹的盡責形式向多元化轉變。這些變化給各地留出了創新義務植樹實現形式的巨大空間。

　　記者：為適應新形勢發展需要，使盡責形式更加貼近實際，各地在堅持盡量組織適齡公民直接參加植樹的同時，是如何進一步拓展和豐富義務植樹盡責形式的？

　　王祝雄：在城市，各地提出的履行植樹義務的形式主要有直接參加植樹勞動，還有除草、澆水、施肥等撫育活動，樹木認植、綠地認建、古樹認養，門前綠化“三包”，參加生態公益宣傳活動，以資代勞等。在農村，履行植樹義務的形式也很豐富，主要有直接參加植樹種草、培育苗木（花卉）、撫育（除草、灌溉、施肥、病蟲害防治）等綠化勞動，管護森林和古樹名木等。農村群眾義務植樹以勞動形式進行，不提倡以資代勞等出錢方式的義務植樹活動。例如，北京市在借鑒其他省（市）做法的基礎上，結合首都城鄉綠化需要和義務植樹實際，增加了修林道、打防火隔離帶、單位節日擺花、屋頂綠化、購買碳匯、捐贈資金綠化等盡責形式，并制訂了具體的折算標準，使義務植樹的形式達到18種，是目前各省（市）提出的義務植樹形式最多、最豐富的。這些做法很值得其他地區在制定義務植樹法規時借鑒，因地制宜地為公民提供多種義務植樹盡責形式。

　　記者：對義務植樹意義的理解和范疇的認定是否有所變化？

　　王祝雄：現在對義務植樹的理解更加深入。首先，義務植樹地點有了拓展，已不再限于營造國有林、集體林。過去，在國有或集體土地上植樹或營造國有、集體林才算義務植樹。隨著林改的推進、造林主體和森林資產所有制的多元化，大家逐漸認識到，公益性作為義務植樹的四大屬性之一，體現在通過植樹造林，發揮綠化在制造氧氣、吸收二氧化碳、保持水土、涵養水源、防風固沙、調節氣候、降低污染、美化環境，以及保障農牧業穩定高產等生態效益。只要是從事造林綠化活動，營造的森林、建植的綠地，不管是國有、集體的，還是個人的，都具有上述生態功能，都在為國家、為社會生態建設作貢獻。因此，甘肅、河北、內蒙古等地出臺的條例中，對義務植樹的規定是“為國土綠化進行無報酬的植樹……等活動就是義務植樹”，這個思想認識上的轉變和提高，使農村居民房前屋后植樹等城鄉群眾綠化活動能夠納入履行植樹義務范疇，有利于拓展義務植樹空間。

　　記者：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就業方式和就業渠道呈多元化趨勢，城鄉已有相當部分適齡公民脫離了原有的組織管理范圍，在這種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義務植樹的組織與管理？

　　王祝雄：過去，義務植樹是由區（縣）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直接組織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現在，若繼續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體制,還由區（縣）綠化委員會辦公室全部包攬下來，就會使相當一部分適齡公民一直游離于義務植樹組織管理之外，也勢必造成法定植樹義務履行的不公平。為此，必須強化鄉（鎮）政府和城市街道辦事處的義務植樹組織工作，將那些小單位、小企業和城鄉社區群眾組織發動起來。江西、重慶、新疆、內蒙古等省（區、市）出臺的義務植樹條例對城鄉義務植樹屬地管理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農村義務植樹由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組織；城市黨政機關、大中型國有企事業等單位義務植樹由所在地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直接組織；城鎮社區居民、個體工商戶、無業人員和外來人員的義務植樹由街道辦事處組織；青少年義務植樹由所在地團委、教育系統組織；現役軍人義務植樹由部隊綠化委員會辦公室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