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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工程院院士鄒德慈在2009城市發展與規劃國際論壇上提出，中國的城鎮化應該走多路徑發展道路。

    不少媒體近日報道南方某市市長說，“農民工”概念將在該市消失。農民工的下一代再次來到城市，穿的是T恤、牛仔褲，留的是很時尚的發型，他們不能再被稱為“農民工”。此論調遭到了輿論熱議。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鄒德慈認為，不能光從外表和著裝上給農民工下定義。農民工的下一代看似像城里人，但實際上他們并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正常的社會保障，缺乏城市居民必須的教育、醫療等各項保障條件。鄒德慈是在近日召開的2009城市發展與規劃國際論壇上就中國城鎮化進程發表主題演講時發表上述看法的。

　　他認為，我國城市當中存在“鐘擺式移民”，這些“鐘擺式移民”不能長遠“融入”城市，成為“市民”，是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在會后接收記者采訪時，鄒德慈院士更是強調，中國應該堅持走多種路徑的城鎮化發展道路，積極發展農業地區小城鎮建設。

　　30年城鎮化道路雖有近利諸多問題阻擋了可持續性

　　鄒德慈院士說，衡量一個國家城鎮化高低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的提高、城鎮數量的增加、空間分布形態的變化。不斷監測和研究城鎮化的空間發展過程是國家一項重要的政策研究工作。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道路經過了幾個重要時期。1978年至1988年，城市發展戰略基本上仍然沿襲計劃經濟時期“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小城鎮、大戰略”成為一段時期占有主流地位的一項戰略性思考。上世紀90年代后，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進一步明確，沿海大中城市快速發展。本世紀初，我國的城市發展方針調整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這一提法在我國城鎮化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據統計，自1996年起，每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約1.5億，2000年達1.7億，大部分都流向大城市，這股“大潮”成為該段時期促進我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因素。近10多年我國城鎮化的主要路徑更是依賴“農民工進入大中城市——提供低價勞動力——加上低價土地——創造GDP——增大城市人口——提高城鎮化率”這條路徑發展。

　　鄒德慈認為，縱觀我國30多年的城鎮化路徑，雖有近利，但仍存在許多問題，不利于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2008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45.7％，城鎮總人口6.06億，增長速度很快。但仍有54.3％為農民，人口總量約7.2億。貧困人口、貧困地區大部分在農村；農業生產力落后；“三農”問題始終是國家“重中之重”問題。2000年～2008年城鎮化率從36.2％提高到45.7％，年均增長了1.2個百分點。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約1億多）流向沿海大中城市，成為城市人口增長的主要“后備軍”。每年1億多進城打工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鐘擺式移民”，造成我國世界上獨特的“春運”潮。這種“春運”潮造成國家和社會資源的消耗，相當一部分是浪費的。據統計，全國鐵路春運人數，2000年達1.28億，2009年1.92億，年均增長4.6％；全國公路春運人數，2000年14.5億，2009年21.1億，年均增長4.2％。“鐘擺式移民”不能長遠“融入”城市，成為“市民”，是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鄒德慈認為，近年來，大城市人口增長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大城市、巨型城市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主要載體，理應得到重視和發展。但小城鎮是國家城鎮體系的“基層”。只有大中城市發達，而小城鎮萎縮衰退的城鎮體系，將會是一種“畸形的”、不可持續的體系。

　　農民工進城創造了大量財富，作出了巨大貢獻，解決了一定時期的矛盾；使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有了出路，富了城市和國家；但是他們自己在城市沒有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回報，有失社會公平，長期以往，是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去冬今春，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沿海城市的出口加工業萎縮，造成1000多萬農民工“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更說明這條城鎮化路徑的不可持久性和脆弱性。

　　城鎮化應該走多路徑的道路“農業城鎮”有利于城鄉統籌

　　鄒德慈提出，我國城鎮化應該走多種路徑的發展道路。他提出，路徑之一是：要積極推進和發展農村地區的小城鎮，這樣作的目的是截留和吸納一部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避免全部（或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他認為，大中城市的容納能力不可能大幅提高，第一，大中城市產業結構要轉型；第二，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大中城市本身就業形勢嚴峻；第三，大中城市首先要解決城市中已有農民工的大量定居問題。

　　鄒德慈主張，發展農業地區小城鎮。他提出“農業城鎮”這一新概念。他闡述，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個發展農業城鎮的很好機遇。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農產品（包括林、果、牧、漁等）的“生產鏈”作為某些農業地區小城鎮的產業。從農業生產的前期，種子、肥料、農藥、工具、水利到農產品加工，包裝、市場、銷售、運銷、物流等，可以延伸很長。這方面的門路寬廣。但目前困難是要突破當前很多體制、部門的割裂，實現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規劃。

　　鄒德慈認為發展農業城鎮有幾個有利條件：

　　一是自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系列有關農業發展的新政策，包括土地、稅收、市場、融資等方面，有利于農民在農村地區創業和發展；

　　二是農民中具有在本鄉本土創業定居的愿望，主要是缺少資金和睿智的帶頭人；農民們改變家鄉面貌的愿望十分迫切，渴望過上跟城市人一樣的好日子，只是因為資金欠缺、勇于承擔改變面貌帶頭人的缺失造成了這一愿望難以落實。家鄉的貧困迫使越來越多的農民盲目流向大中城市。

　　三是今天的社會條件已經遠優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例如，工業化、城市化的經驗，創業的多種方式，城市的支援和反哺，新的科學技術等；

　　四是農業地區的小城鎮還可以更直接地帶動和支援該地區的農業發展，走向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因勢利導地合理發展大城市生態城市是可持續的必然

　　在談到我國大城市的發展趨勢時，鄒德慈認為，我國的大城市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較快的發展，這是合乎規律的現象。在空間形態上，大城市連綿區、密集區的出現，包括在全球化影響下，少數“全球城市”的出現，都是不可避免的。近10多年來，經濟、人口進一步向沿海若干地區集約式地集聚發展，也是一種不可遏制的趨勢。人口集聚膨脹使得大城市有很多難以治理的“城市病”。對大城市的“病”，要“有病治病”，想叫它不發展，條件不具備時是不可能的。

　　他提出，要在認識客觀規律的基礎上，依靠科學的監測、踏實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態勢，因勢利導地引導大城市的合理發展。因此，合理發展大城市，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另一條重要的路徑。不管是大城市、小城鎮，都應該堅持生態建設和發展的方向，這也是全球化發展所必須堅持走的道路。中國作為世界人口大國，要堅持可持續發展，更要把生態城市建設提高到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