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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話：周榕教授是清華大學建筑批評課的主講，并且是活躍在北京各論壇的建筑與文化批評家，其批評性語言思辨而機智，越過其富有張力的語言，再予追尋批評意義與批評力量的話，會發現語言的機智與力量并不等于批評的力度，有時甚至相左，本文越過這些現象去分析中國當下的建筑批評狀況，并試圖去察看周榕批評性語言背后的文化意義。

　　摘要：本文寫作的緣起在于近期西方建筑批評的理論動態以及新近“后批評”的苗頭，但中國的問題與西方仍然存在很多差異。本文從分析清華大學建筑批評課主講周榕先生的批評方法與特點入手，進而切入中國當下的建筑批評現狀，并借此分析后毛澤東時代中國建筑批評的發展狀況與理論背景。

　　關鍵詞： 批評方法 形式分野 理論茫然 主體的固守與逃離 語言的游戲性 批評力度 文字張力

　　寫作皆有立場，若是立場不定，就令人生疑。尤其是關乎理論，起碼應該有一個一致的線索，即便從現代轉向后現代，從批評跳到后批評，也大致伏灰引線、前蹤可尋，否則，語言和文字如果僅僅承擔思想張力與聽覺和視覺游戲，則娛樂過了頭，對于理論詮釋以及中國當下的文化與理論發展狀態決無好處。

　　本文寫作的緣起正在于近期西方與中國建筑批評的理論動態，以及中國一些主流期刊中著名學者的言論。很有意思的是，在2006年，有三本著名期刊不約而同對建筑批評予以重要關注，其中包括《建筑師》雜志121期建筑批評專輯，《時代建筑》雜志2006-5期關于中西方建筑批評的討論，以及《DOMUS》雜志“對話”欄目中對于建筑批評的實際操作與現場演練。其中，尤以“對話”欄目中清華大學周榕教授分別與北京大學董豫贛和著名建筑師朱锫的對話最富張力與思辨性，因為在他們激辯的文字記述中，更多地呈現出作為評論家的周榕一些并非理性的推論與瞬間的思維吊詭，更讓人思忖良久，并把目光越過眼前的文字，而轉而思考這些激辯文字的理論與社會背景，看我們的身邊究竟已經發生了什么。

　　一、周榕的批評方法

　　無可非議，周榕的批評性語言是尖銳而獨立的，并且評論目標與觸角非常廣泛，這顯示了來自著名學府的周榕良好的理論修養與學術背景，更重要的是，周榕作為清華大學建筑評論課的主講，其影響是潛在而廣泛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批評性言論是來自一貫的理論立場與推理邏輯，具有一致性與可推導性，而與隨意性或指鹿為馬、聲東擊西的思辨游戲無涉，因此，當我們在《DOMUS》雜志“對話”欄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周榕把對話的另一方（無一例外，都是以建筑師的身份出現的）屢屢逼上不能自圓其說的絕境時，而其自身竟然呈現一種批評立場的“真空狀態”，真是大感詫異，有必要對所有的建筑師都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嗎？在對方的設計思想里發現矛盾對立面的苗頭并不斷剝出，從而逼迫對方逐步退到尷尬之地并緊握其軟肋拷問不斷，直至對方語噎，大有“掐死”而后快的沖動，試問，這樣的批評是娛樂了誰？又誤導了誰？

　　如果以上判斷顯得武斷的話，我們可以來看看《DOMUS》2006-12期上周榕與朱锫的對話。周榕一開始沒有多久，就問朱锫對于“好的城市”的理解，以及朱锫的“木棉花酒店改造”對于創造好的城市的作用。朱锫就老老實實地回答他所理解的好的城市，其中包括這樣一段話“城市不應該太干凈，城市不應該太整潔，城市不應該太純粹，城市應該比較‘臟’、比較‘亂’、比較有活力，……”“好的城市，標準只有一個，就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前提下所體現出的對人性的關懷。”說完這些的朱锫顯然沒有意識到周榕已經迅速地在剛剛開場沒多久的對話中就已經覷見其思想里“矛盾”的苗頭。因為“木棉花酒店改造”項目恰恰是一個“干凈、整潔、純粹，不臟不亂的項目”。接下來，周榕就開始談有創造性的、有活力的、有吸引力的城市，然后話鋒一轉，指出，“木棉花酒店改造”跟朱锫的城市觀念并不相符，因為它并不具有臟亂差的特點，也沒有對城市活力的捕捉。再接下來，就是朱锫對于被抓住的辮子的努力掙脫，而周榕則緊握不放。而周榕與董豫贛圍繞“清水會館”的對話（見《DOMUS》2006-10期），其辯論機智與此同出一轍，即不斷發現對方隱含的矛盾，并將這矛盾挑開、明朗化，并最終讓對方無法自圓其說。

　　周榕的批評范圍除建筑之外，還涉及房地產與城市規劃，在網上粗略一搜，即可發現周榕與地產界的論戰，最激烈的當數周榕與潘石屹的交鋒。周榕很極端地歸納出地產界的“四大罪狀”，批判房地產商“與人民為敵”，并將“最終自絕于人民”。周榕怎樣批判房地產商其實并不重要，關鍵是在這樣的批評中，周榕所呈現的極端化的語言其實大有深意，為何批評的方式呈現一種極端的否定，而且采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語言，這種語言上的顛覆其實恰恰隱含了在過時的語境中批評的娛樂性，也就是說，批評并非嚴肅批評，雖然它以嚴肅的政治語言作偽裝。在周榕答《北京晨報》的采訪中，周榕就比較嚴肅而合理地說到，“也不光是開發商的問題，是中國人總體的問題。”所以，看周榕的批評不能只看他一次的批評，因為他至少在表現出來的立場上不具有一貫性。

　　本文的寫作如果只是為了發現周榕的批評性語言的問題，其實大可不必，因為批評是周榕個人的事，他愿意怎樣說與大家并無多大干系。但周榕作為清華建筑批評的主講，并兼具哈佛留學背景，在他所具有的系統知識體系下，他在媒體與公眾面前的批評性語言恰恰呈現出與其本應追隨的價值批評體系相左的一面——對建筑師的批評借助于發現對方實踐與理論的矛盾性而非以一個自明的理論框價主動介入批評；在媒體與大眾面前，更多地在意語言的批評張力，而非批評力量本身；批評強調事件性而非思考性；注重批評的表達而忽視背后的邏輯一致，總而言之，批評性之于周榕，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發生了一些變異。

　　任何現象都不是毫無原由的，看批評更不能只看批評，越過批評性文字與批評性語言，去分析中國所處的批評語境，看看我們終究會得到什么樣的結論。

　　二、中國當下的建筑批評

　　1．形式分野——物與語言

　　在中國，提起建筑批評，與西方最初關于批評的認識是一致的，即用語言的形式去挑錯，而批評的目的是守護真理，或者揭示出作品中真的、美的和本質的東西。雖然，這種關于批評的理解在西方是早期保守主義的表現，但這種建筑批評仍然充斥當前的許多建筑批評文字之中。從西方20世紀60年代一路滑過的各種哲學流派雖然給建筑批評提供了不同的分析理論，但理論的紛雜并未改變批評的形式——語言依然是建筑批評的主要工具。

　　在中國，打破語言批評的單一，并具有批判意味的建筑活動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這種辭物轉化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被動文化接觸的結果。作為“實驗建筑師”的領軍人物，張永和帶著他的西式教育與理論背景，小步介入中國的建筑實踐，他的作品因為呈現出與當時中國語境的顯著距離而顯示出批評色彩，并且一度與中國廣大的建筑設計師群體形成解決問題上的思路差異，因為他的思路更具國際背景，所以他的設計往往成為當時學生參加國際競賽的范本。

　　如果借用西方“激進批評”的觀點，認為作品本身可以成為批判其他東西的手段，作品本身的批評功能與人們對于作品的批評言論無關，那么，中國諸多“實驗建筑”的出現，整體上體現了建筑的物的批評功能。套用一句廣為人知的著名詩句，就是，我用語言批評建筑，有人用建筑批評我。

　　如果再進一步分析的話，在中國，這種具有“批判色彩”的建筑的出現，其實并不具有建筑語言的獨立批判性，它們多數來自西方，偶然有向自己文化的回頭，所以目前來看，根本不具有系統的力量，而且，經過中國在90年代的發展，經過與西方晚近的建筑形式語言的充分借鑒與交流，這種批評的張力也逐漸減弱，而建筑本身作為“事件”的批評性開始彰顯，即建筑活動通過充分介入社會與生活，而產生對于生活形態的批判，包括對于城市規劃的反作用。

　　出于謹慎，建筑不可能成為意識形態的載體是本文更傾向的一種說法。建筑在批判性上還能自彈自唱走多遠，如果樂觀的話，現代主義只要還沒有死，建筑就可以繼續延續它的批判性，它所展現的必定是抵抗性批評。

　　2．理論茫然——批評理論淪落為分析工具

　　梳理建筑批評，看到的沒有真理，只有流派。雖然此語稍顯偏激，但放在20世紀的大背景下，確實沒有別的語言更能精練概括建筑批評的理論尷尬。所有我們熟知的理論：符號學、結構主義、現象學、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以及文化研究領域的東方學和人類學中的“他者的目光”，都只具有理論系統內的大致完備性，而無法達到精致解說的目的。每一個理論在承擔起批判性不久，就迅速淪落為一種分析工具。理論的批評價值在理論出現不久即轉向衰落。而只有現代主義，雖然一直活到今天，但其評價體系與標準卻已然不是當初。

　　因此，建筑批評常常不再具有公開和公平的標準，除了建筑的物理性可以衡量外，其他的批評成為一種語法體系內的推論游戲，可能我們也看不到游戲的最終結果，而僅僅是感知推導的機智以及偶爾閃現的思想火花。批評更多地成為認識的方法，而非對真理性的拷問與減少差距的努力。

　　因為評論更多地像是一種自證游戲，帶有極大的自娛性，因此，寫評論的人就漸少，尤其近年，真正的建筑評論式微，興起的反而是文化與藝術界對于建筑評論的越界，這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建筑批評理論的衰落。

　　3．批評主體的分野——固守與逃離

　　中國當代建筑批評大致可以以1989年分為兩個階段——此前與此后。因為真正的建筑批評的興起其實是在1978年之后，所以前一階段可以認為是1978-1989。1978年，是很多轉折的開始，從鄧小平執政并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為契機，中國在整個80年代充滿了對理想的崇高熱望以及對意識形態的激烈辯論，在這一時期，國外的各種理論思潮同時集中登場，讓一直蟄伏于僵化的馬克思主義籠罩下的中國學界興奮不已，大家各自選取自以為是最新理論工具的學說，參與各種文學與藝術批評。這一時期的建筑批評是非常熱鬧的，《建筑師》雜志上關于大屋頂與民族形式的討論，吸引眾多知名學者參與，當時每期雜志發行量達三四萬之巨，幾乎人手一冊。1989年，爆發了著名的六四運動，而此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從粗放轉向集約，非常有意思的是，此后，中國學界亦開始走向反思，對于國外的學術流派開始采用批判性眼光進行思考，對于各學術流派的發生、發展機制以及歷史原因進行梳理，擯棄了對西方理論的盲目迷信，從而發現80年代的熱評具有太多的歷史局限性，故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批評的中心一下子就冷寂了。

　　因此，從以上的分析，讀者不難猜測，所謂的固守，必然是對20世紀80年代及其以前的宏大歷史背景下理論優化與更替必然性的固守，固守的這一群，相信現代主義建筑史觀，認同各種流派對現代主義的漸次修訂，認為至少還握有評價的理論工具與評判標準，某種程度上，認為自己是在做著接近真理性的努力。

　　而逃離的一群，顯然已經無視歷史發生發展的“必然性”，而開始轉向研究個人主義的情感與身體體驗。在這方面，西方仍然比我們早許多步：近來國內建筑界屢屢提及的人名，例如，塔夫里、皮拉內西等，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

　　從表面上看，固守者眾，逃離者寡。其實，那是因為在中國當下具有發言權的多是固守的那一群所致，看看我們目前的建筑批評，看看那些正經八百而欲求真理性的文字，或是倚靠歷史上的建筑大師，拿經典分析來說事的人，請想一想，你的分析還能走多遠？“身在此山”的遺憾永遠只有當越過此山才能深深體會。

　　我們一直處于實際上的理論茫然狀態，包括當下的中國。所以，即便是逃離的一群也依然沒有掌握充分的理論工具與批評立場，對于現代主義的不斷修正能否成為出路，已經不是逃離者所關心的話題，個體如何獲得足夠的能量來影響并主導將來，應該是逃離者最想知道的答案。

　　4．語言再次淪為游戲

　　語言一次一次成為游戲，已經讓人看得心酸。然而所不同的是，在結構主義語言學中，語言的“游戲性”（在本文是指索緒爾的觀點：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是“任意的”）是可研究的，它們之間的聯系決定于社會習慣的約定俗成，而我們當前的批評語言的游戲性卻是主觀任意的，無法研究的。

　　建筑與感覺的關系在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矚目，對建筑的評論很多時候墜入主體對建筑感覺的分析與描述，評論主體對建筑批評的把握有時非常依賴其文字的能量，因此，語言的張力與可讀性往往成為批評的追求，批什么，怎么批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倒是語言的聳動與機智以至于批評主體的個人經驗更顯得迷人，真正是“亂花漸欲迷人眼”。而建筑批評中嚴肅的語言反而因為其所附著的理論的階段真理性而顯得滑稽，正如周榕批判房地產商的語言。

　　芬蘭建筑師帕拉斯瑪在他的《肌膚之眼——建筑與感覺》中說，“任何建筑的終極意義都超出建筑之外；它將我們的意識引回世界，指向我們自己有關自我和存在的感覺。有分量的建筑得以使人們將自己作為一個完全和有精神的存在來加以體驗。”語言除了描述體驗，描述主體被建筑的精神撩撥，在批評者那里還能夠做出什么？

　　三、結語

　　游戲是多重的，看游戲是一重，看游戲精神又是一重。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所說，周榕用毛澤東時代的批評語言來批評房地產商，其批評的力度遠遠小于批評語言本身的張力與能量，借用一個過時的政治語系來批評當下，我看也只有周榕才做得出。但這其中語言的游戲性遠比事件本身的游戲性更明顯，因為事件的當事人，例如潘石屹以及媒體記者，都沒有明白這其中的精神，而在那里干生氣，瞎激動，而事情過后，有誰看到潘石屹的虛心改進？根本不可能，他照樣追逐資本利潤。所以，這一事件本身不具有任何批判性，反而是周榕的語言顯示了最強的批判張力。在這一事件中，語言最大程度地被游戲化。

　　分析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明白周榕為什么要“掐死”建筑師了吧？因為不“掐死”無以呈現語言游戲。我還不太明白周榕的游戲故意精神是刻意自主，還是文化被動，因為在寫作此文時還沒有來得及就這一問題請教周榕。正如前文所說，所有的現象皆有原因，面對我們當下的批評，越過批評的語言而去思考批評背后的意義更能有助于看清我們的背景與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