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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Hargreaves

　　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后的十余年中，從來就不缺少天才的哈佛又迎來了一位才華橫溢的奇才，他年紀輕輕卻就以豐碩的設計作品成為令人信服的一代大師，他就是被風景園林界一致公認為“20世紀最后一位大師”的George Hargreaves。

　　個人檔案

　　George Hargreaves出生于1952年。幼年輾轉生活于亞特蘭大、休斯頓、納什維爾和俄克拉荷馬城和伊利諾斯州的弗農山區(qū)等地。他曾經在南伊利諾斯大學學習一年，在此期間的旅行中，他曾身臨落基山國家公園的Flattop峰峰頂，四周的峰巒、初夏的積雪和沉靜的湖面讓他深深感動——“在和自然融為一體的過程中興奮到恐懼的邊緣。”George Hargreaves后來說:“我對于自人體和意識的融為一體的感受和經歷，是從這里開始的。”

　　在一位任教于佐治亞州大學林業(yè)學院的叔父的指引下，George Hargreaves隨后進入了佐治亞大學環(huán)境設計學院，開始學習景觀建筑學。1977年他獲得風景園林學士學位（BLA），隨后進入哈佛設計研究生院，于1979年獲得風景園林碩士學位（MLA）。在他就學期間，就以出眾的才華引起了諸多風景園林大師廣泛的注意。畢業(yè)后，他追隨他的老師——Peter Walker，加入由其創(chuàng)辦的著名的SWA事務所，兩年后即擔任主任設計師，并曾經在英格蘭的Cheshire設計集團短暫工作。1983年，他正式創(chuàng)辦自己的事務所Hargreaves Associates，開始了風景園林創(chuàng)作的新嘗試。20年來，他屢屢獲得美國風景園林師協會大獎在內的各類國內外獎項，共計有數百項之多。1986年，他接受哈佛設計學院聘任，開始擔任風景園林系Peter LouisHornbeck教授，并于1996年開始擔任系主任一職至今，此外他還先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哈佛大學、維吉尼亞大學、伊利諾斯大學等多處著名大學任客座教授，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紀之交世界風景園林設計界教父級人物。

　　代表作品

　　1.拜斯比（Byxbee）公園

　　1988年，Hargreaves Associates被Palo Alto公共藝術委員會選中，進行加州帕羅·奧托市(PaloAlto)的海邊一塊占地30英畝垃圾填埋場的改造設計。在覆土層很簿的垃圾山上，經過小心翼翼的地形塑造，George Hargreaves營造了一個特色鮮明的濱水公園——這就是George Hargreaves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Byxbee公園。

　　長期以來，George Hargreaves一直非常關注于廢棄地的利用。在該設計中George Hargreaves營造了盡可能多的自然風貌：整個公園由大片自然草所覆蓋，每到雨季來臨，大片的荒草都轉化為蒼翠繁茂的綠色，呈現出一種難以刻意人工營造和名狀的壯觀和動人場景。

　　在傾斜的地形上，在風吹動著自然草地，誘人的流動引人走向山谷處的大地之門，在山坡處則用土丘群隱喻當年印第安人漁獵時就地填起的貝殼堆。曲折于山上的自行車道由破碎的貝殼鋪成。觀鳥臺隨山就勢而筑，掩映于George Hargreaves選擇的野草叢中。由高速公路的隔離墩形成的V形臂章序列，成為公園附近機場跑道的延伸。然而這里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具有鮮明人造藝術特征的小品——山頂上密布的小山丘，以及電線桿場，這里體現了明顯的對自然的抽象化。電線桿頂部形成的虛的斜平面與土山上起伏的實的曲面形成了很強烈的場所感。這里長明的沼氣火焰時刻提醒人們基地的歷史，從而給人們以無限的遐想。總之，這是一個需要人們用心去體驗的休閑公園。

　　2.辛辛納提大學SigmaSigma劇場及校園中心綠化設計

　　SigmaSigma室外劇場是辛辛納提大學學生每天公共交往的重要場所，除了表演小劇目，也可用做聚會等多種用途。該劇場位于大學校園的幾何中心位置，是主要道路交叉口的地標。經過精心推敲的石頭露天看臺，傾斜的草地和穿插其間的小路看起來似乎布置隨意，使這里的氣氛極為輕松活躍。該小劇場總共能容納2500名觀眾。

　　與小劇場相鄰的是校園中心綠地。George Hargreaves在綠地中勾畫了多條魔幻般跳動的曲線，似乎蘊涵著出極大的張力。開闊的草地上微風刮過，擺動的草像涓涓溪流般流動，成為校園內最具有吸引力的區(qū)域。

　　此外，George Hargreave還為辛辛納提大學進行了校園綠化總體規(guī)劃。

　　3.2000年悉尼奧運會公共區(qū)域環(huán)境設計

　　通過國際招標的勝出，Hargreaves Associates獲得了承擔位于和姆布什海灣(Homebush)的2000年悉尼奧運會公共區(qū)域的總體概念設計和景觀設計任務權。該區(qū)域不僅是奧運會期間人們交流的主要場所，而且也是悉尼市在新千年新的中心。此外George Hargreaves在這里還成功地設計了奧林匹克廣場，這是一個歡迎來自界各地的游人、運動員和觀眾的場所，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交流廣場，它占地9.5hm2，可以同時容納30萬人。該廣場地面微微傾斜以便將其周圍的紀念性建筑納入到場所中來，由歷史淵源和場所特定網格所組成的鋪地圖案、以紅色和赭石色體現了澳洲大地景觀的色彩特性廣場邊緣的一系列大型燈架，強化了廣場的特征。此外，由成行樹木組成的“綠色手指”將城市中心與其周邊的公園相聯系。在這里令人注目的水景有兩處：一個是位于廣場高處的“無花果林噴泉”，3m高彩虹般的噴泉將歷史和現實的感受融合在一起；另一處則是在廣場低處的紅樹林濕地的“北部水景濕地”噴泉，這個大型的12m半徑的弧形噴泉群，再現了水的動力之美，蔚為壯觀，令人心動。

    設計理念、哲學與理論

　　1.關聯、融合與升華

　　George Hargreaves的設計以其獨到的原創(chuàng)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打動著每一位欣賞者。無論是業(yè)界的資深專家，還是普通的公眾，都對其給予著極高的評價。應該說，這樣廣泛的認同感，來自于George Hargreaves作品中一種強大的包容性。

　　有人評價說，他的作品始終關注著某種“Connection”，每件作品的主旨，總是致力于解析某些客觀事物與概念之間微妙的關系并以最簡單明晰的方式來表述自我的看法。從他的作品中，可以解讀出對自然與文化之間的“Connection”、大地與人類之間的“Connection”以及運動與靜止之間的“Connection”的關注，如是等等，他總是在尋求著客觀物質形象與人的精神世界之間的橋梁。

　　除了在創(chuàng)作理念上對這種“關聯性”的追求，George Hargreaves的創(chuàng)作手法吸收了其諸多前輩大師的手筆，無論是現代主義的秩序與簡約，還是后現代設計中的怪誕夸張，到再后來風靡一時的極簡主義和“大地藝術”運動的各種創(chuàng)作手法，都能在George Hargreaves的設計中找到依稀的影子。然而摻入了George Hargreaves自己的理解和“改裝”后，參觀者感受最深的卻是這種獨特的融合的方式和過程。可以說，George Hargreaves的設計雖總能給人極大的震撼，但卻并非呈現一種十分激烈和鮮明的藝術傾向。并非像極簡主義那樣，一味追求極度的純凈，用以營造各種震撼人心的神秘感受；也并非像后現代主義的設計，注重以復雜怪誕的形式、濃烈的色彩及夸張的手法來展示出極大的視覺沖擊力，表達各種含混不清的概念；更遠遠超越了現代主義簡單的功能和秩序及過分人工化的“機器美學”。他的設計中，進行過上述幾乎所有的風格的嘗試，并在融匯前人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追求各種風格之間動態(tài)的平衡，在這種平衡的過程中體現其天才和個性——他總是以常人能夠接受、屢見不鮮的對象，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重新組合、變異。他的作品手法極為大氣，然而只有對其最細微處深入設計的解讀，才能感受出他對這種交融的升華之處。

　　2.要自然的而非“自然狀”的：

　　除了早年登上Flattop峰的經歷以外，1982年，George Hargreaves在夏威夷親眼目睹了一場龍卷風，這使他再一次深深驚異于其所帶給大地的一種“令人驚駭的美”。那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古典主義和經典現代主義的寧靜的秩序和和諧、也不同于后現代主義故作姿態(tài)的沖突與動態(tài)。對于George Hargreaves來說，這種自然界偉力的超凡魅力，對其景觀設計思考的沖擊，遠遠超過了當時學術界紛繁復雜的解構與結構、現代與后現代的爭論，使其較早的擺脫了如何批判現代主義的無休止的爭執(zhí)和桎梏，從新的角度探索景觀建筑學的未來出路。

　　不過George Hargreaves在當代諸多從自然和大地吸取創(chuàng)作靈感的大師中只能算作是小字輩。早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新興的“大地藝術”運動就已經成為了一股強勁的潮流，George Hargreaves的老師之一——Peter Walker就是這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深受大地藝術的感染而旗幟鮮明的開創(chuàng)了極簡主義園林的一片新天地。George Hargreaves很好的繼承了前輩大師的創(chuàng)作理念，但他在批判接受的同時，一刻也未停止自己睿智的思考，憑著自己早年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對風景園林建筑學本身深刻的理解，他最終將最初完全源于物質自然的“大地藝術”運動，發(fā)展到更為深刻和全面的高度。這為整個景觀建筑學界開創(chuàng)了一條前景更為廣闊的發(fā)展路線。

　　美國著名大地雕塑藝術家Smithson的外向型作品如"瀝青的傾瀉"等，也曾對George Hargreaves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通過對這些作品的研習，George Hargreaves頓悟到時間、重力、侵蝕等自然的物質性與人的出現可以發(fā)生互動作用。他認識到文化對自然系統會產生潛在的傷害，而生態(tài)學的方法又無視文化從而遠離人們的生活。因此，他致力于探索介于文化和生態(tài)兩者之間的方法即以物質性為本(physieality)，從基地的特定性(site-specific)去找尋風景過程的內涵，建立與人相關的框架，其結果是耐人尋味的和多樣化的。

　　George Hargreaves有一句名言：“Natural but not natural looking”，這也許能概括絕大部分他的代表作品的最精髓之要義。他的作品，在恢弘背景中開合自如之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含蓄的表達出自我的情感。其塑造場所的方法和過程，更是追求一種“宛自天開”的奇異效果。然而他有著要表達的只是另外一種自然美的愿望，變化、分解、崩潰和無序都是他探索的主要方向。他認為“人造景觀永遠不會是自然的。”這從事實上消除了景觀創(chuàng)作的一切桎梏，也充分表達了對主觀創(chuàng)造的藝術價值的承認。3.注重“設計過程”的詮釋

　　George Hargreaves被許多當代評論家稱為“過程主義風景園林大師”。如前所述，從他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的感覺到他對設計過程的清晰詮釋的關注，以此來體現“Connection”的理念和“Naturallooking”的形式。盡管George Hargreaves的作品與大地藝術一脈相承，手法大氣，以給人極大的沖擊力著稱，然而當人們細細體味這些作品每一個細微局部的處理上，卻能感受到清晰的充滿理性的設計邏輯。每一個細微處表達出豐富的情感和桀驁的個性，這是總體上的、從內到外的一種充分表達，George Hargreaves對自然和人的關系的思考、對歷史、文化和人類關系的理解，都在對作品的詮釋中一覽無余。從這樣的設計過程，也呈現出George Hargreaves多年來日趨復雜和成熟的設計哲學。

    承前啟后的大師

　　George Hargreaves的創(chuàng)作特點與其經歷和個性密切相關。作為一位可以與LeCorbusier和F.L Wright等比肩的曠世天才，George Hargreaves在其早年求學期間就鋒芒畢現的出眾才華，使其即使在人才輩出的哈佛設計學院，也足以讓所有同輩者望其項背。如此橫溢的才華注定了他不可能循規(guī)蹈矩，成為某一個門派某一種風格的忠實門徒和合格繼承者，而勢必將成為一位推動景觀建筑學在世紀之交邁向新臺階的領袖級人物。然而George Hargreaves又與早年的許多天才不同，從其對風景園林建筑學的初始接觸開始，就一直接受著正規(guī)的美國式專門化大學教育，而此時的美國風景園林教育體系，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已經碩果累累，有著深厚的基礎和積淀。George Hargreaves在這樣的環(huán)境熏陶中，廣泛的吸收了諸多前輩的研究成果和設計理念，從而并未將其出眾的才華和創(chuàng)作欲望指向一個方向發(fā)展到極致，成為像高迪、馬爾克斯那樣難以捉摸的怪才，而是在很好的秉承了哈佛的傳統的基礎上，一步一步的進行自己的探索，走上了一條個性與理性結合、以過程表達理念的道路。特別是擔任哈佛設計學院風景園林系系主任以來，由于其在風景園林界第一門派掌門人的身份，使得George Hargreaves展示出其寬廣的胸懷，越發(fā)重視對各種風格流派的兼收并蓄，創(chuàng)作出更多“雅俗共賞”的出色作品。

　　George Hargreaves這位駭世大師的出現，是世紀之交美國以至全世界風景園林設計界舉足輕重的大事。正如前文所述，George Hargreaves繼承吸收并全面綜合總結了20世紀迅猛發(fā)展的以哈佛設計學院為領導的美國景觀建筑學界諸多大師、流派、思潮的精華，融入了諸多的理論思考和設計哲學，由于其兼收并蓄、避免走上一條極端路線，因此他的成就為各方廣泛接受，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境界。然而在理論探索和創(chuàng)新的角度來講，George Hargreaves在對“過程主義”設計哲學的探索上雖然最為深入，相關著作也可謂碩果累累，但相對于其設計實踐上的成就，在理論界應當尚無明確的歷史地位。畢竟，風景園林建筑學這個學科，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充分發(fā)展，已經進入到更為紛繁蕪雜、百家爭鳴的時代。21世紀的來臨，讓整個人類的生活已經發(fā)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無論從生活方式、還是技術手段，以及人類對于自身發(fā)展的深入思考，都對任何學科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飛躍的契機。世紀之交的風景園林科學，就像建筑學一樣，在各種主義、風格、潮流的爭論漸趨銷聲匿跡之后，理論上的發(fā)展經歷了較長一段的沉寂。如果我們放開對未來的展望，不難想象如上個世紀初LeCorbusier、Gropius等大師的出現給建筑學界帶來的革命性震動一樣，21世紀初期無論是建筑學界還是風景園林界，都理應在理論上出現一次新的革命性突破。而對于George Hargreaves，也許在一個世紀以后，更有可能被冠以“過渡性大師”的稱號，盡管其過人的才華和豐碩的成就將無人置疑，然而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成長經歷，將注定他更多的成就在于站在過去的高峰上更上一層樓，而不是為未來的發(fā)展指明新的革命性的方向。歷史上最偉大的大師的思想往往總是超前于時代而難于為同時代的人所認可，而令人崇敬的George Hargreaves，也許他的功績更在于承前和啟后。他仍然是一個屬于他所在的時代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