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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在辦公室中

　　題記

　　他站在聚光燈下，有些矮小、瘦削。年屆70歲的他，頭發微白，背開始有些弓了，唯有一雙眼睛仿佛與年齡“格格不入”。那是一雙靈動的大眼睛，總是轉個不停，像一個好奇的孩子，不停在看，不停在思考。

　　一身灰黑西服，白襯衫，他微微鞠躬。是日本人獨有的謙遜。可是翻看他的建筑作品——方與圓套疊而生、光與影觥籌交錯、虛與實相輔相成，卻著實感受得到他骨子里透著的叛逆。

　　采訪安藤忠雄并不順利。從環球金融中心93層高的觀景平臺，到同濟大學大禮堂外的甬道，再到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間、從中文譯成日文又從日文譯回中文的信件，在我的心中，安藤先生的影像，慢慢清晰飽和。

　　他說：“我的一生，幾乎都是站在黑暗中，不斷抓住眼前最微小的光明，拼命向前實現夢想。”

　　每棟建筑都挑戰一個夢想

　　安藤忠雄最近一次到上海，是受文筑國際的邀請在同濟大學做演講，同時宣傳他在海南鹿回頭島的最新建筑設計——半山半島美術館和半山半島音樂廳。因海南正在火熱打造國際旅游島的形象，這個項目成為了公眾矚目的焦點。

　　在安藤的設計構想中，兩棟建筑是一個整體，一半在海上，一半在陸上——海上的鏤空圓形建筑是半山半島美術館，陸上的方形建筑是半山半島音樂廳。兩者之間，有一條鋪著鵝卵石的小道相連，這小道堪與海平面齊平，周圍便都是海了。

　　“我希望能夠創作出這樣一種場所：可以在眾多參觀者腦海中留下一個印象——這是一個新的中國，充滿著希望。因此設計中導入的手法是‘門’。”安藤忠雄在他的作品里融入了海南的城市文化，“最前端的美術館面向海面伸展，作為‘開向大海之門’，這道‘門’象征著從過去到現在，直至未來的中國歷史文化的入口。同時，它也是通往全世界的‘門’，連接著外面無限寬廣的世界文化。”

　　然而，要使建筑穩穩地“漂浮在海上”，又要使用如此大范圍的鋼跨弧形結構，都是橫亙在建筑學上的巨大阻礙。“我很擔心是否能如期完成這個建筑，這是一個挑戰。”他笑笑，坦言沒什么把握，“海上的固定技術、建筑遇到風浪的措施，這些都是我目前鉆研的問題，希望能順利解決。”

　　他的笑容里，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興奮。

　　我卻固執地相信，他一定能做到。因為在安藤忠雄的建筑生涯中，從來不乏挑戰。他所接的很多項目都完成了從不可能到可能的飛躍。

　　他曾設計過一棟只有一米多寬的建筑。委托人是一位藝術家，有地25平米，沒什么錢，要求卻苛刻——房子里要包括一個畫廊、一個工作室、一個臥室，最好還要有個大浴缸。所有人都以為委托人瘋了，更“瘋”的是安藤，他接下了這個任務。理由是，委托人和他一樣，至少是一個敢于追夢的人。最終，他巧妙地完成了這座建筑，他把樓梯所占用的空間打通，實現了一整片上下貫通的畫廊壁面。

　　他曾在六甲山坡度為60度的斜面上造起一棟20層樓高的房子。那還是在1983年，42歲的安藤顛覆了“常識”，將建筑“栽”在削平的陡壁上，宛如在綠樹掩映的山麓上安放的混凝土玩具。這個設計被安藤稱之為“畫最新最美的圖面”，這一畫，前后共跨越了30年，最終完成了4期六甲山集合住宅設計，并因此促使電梯公司特別開發出傾斜的小道電梯。

　　這便是安藤忠雄獨有的建筑勇氣。他說：“每一個設計，都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的延續。每一棟建筑，都在挑戰著一個夢想。”

　　從拳擊手到建筑師

　　挑戰、不屈、堅韌、執著，這些深深刻在安藤忠雄身上的印記，如果要追溯源頭，也許，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關。

　　安藤忠雄出生在1941年的大阪老街，是雙胞胎中的哥哥，從小住外婆家，小時候功課總是倒數幾名，沒事就到住家附近的鐵工廠、木工廠閑晃，跟著工匠師傅學做一點東西。那時的他，沒什么夢想，也許這樣一直走下去，他會成為一個不錯的木匠。然而，命運卻陰差陽錯地在十字路口拐了個彎。

　　高二那年，安藤跟著弟弟學習拳擊，一個月內竟拿到了拳擊手執照。那時日本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每月起薪是1萬日元，他在第四場比賽就拿到了4千日元，而且又有許多出國比賽的機會，這促使安藤走上了職業拳擊手之路。

　　拳擊是一種孤獨的運動。在近8年的拳擊生涯中，安藤學會了靠著自己的毅力與努力去打比賽，戰績還不錯，23戰13勝3敗7平。可勝利的喜悅卻無法讓他看到未來的希望。與此同時，一本在舊書店里淘到的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集卻讓他心底深藏的建筑夢“破土而出”。

　　“我的自學之路最初就是以摹畫他的作品開始的。那一段時間，我一直在不斷摸索‘建筑到底是什么東西’。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張照片，照片上，許多人聚集在勒·柯布西耶設計的朗香教堂，那之后我開始思考——建筑，就是創造出一個地方，把人聚集起來使人可以相互對話的一種行為吧。從此以后，我就一直想，我的建筑，也要能讓來訪的人們感覺到希望的光芒、能夠促進人們互相的對話交流。”

　　1965年，24歲的安藤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懷揣著做拳擊手賺來的錢，踏上了環球之旅，他乘著火車，經西伯利亞鐵路到莫斯科，然后走過羅馬萬神殿、希臘神廟，看到巴黎的城市改造、紐約的中央公園建設，最后到達印度。在印度圣地貝拿勒斯時，他預感到了今后人生軌跡會發生巨大變化。在《安藤忠雄論建筑》中，他詳細描述了這種預感：恒河里有許多人在沐浴，旁邊還在火葬死者。異常的惡臭，強烈的陽光，漫無邊際的大地，這一混沌的影像將人生存的意義全部顯露了出來，并產生一種震懾的威力。他獨自一人坐在岸邊，不停地問著自己，人到底是為什么活著？

　　在人生的某個特定的時刻，拳擊手和建筑家，奇妙地轉換了位置。

　　1969年，安藤忠雄在成長的地方，開了一家自己的建筑事務所。

　　在隨后的一段很長的時間里，安藤都默默無聞。他的初試啼聲，是在1976年，他完成了代表作“住吉的長屋”。這是一棟兩層樓的建筑，從中庭可以看得到天空，但是地方不大，如果要上廁所，需要從屋外沿著扶梯走下來，雨天的時候還得撐把傘。這在當時的日本建筑界是頗受爭議的作品。在其中，安藤忠雄第一次將自己獨一無二的理念融入到建筑之中——建筑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中介，是一個脆弱的、理性的庇護所。

　　他說：“通過將自然和光引入那些與城市環境相隔離的簡單幾何體中，我創造了復雜的空間。我把非凡注入到最為平凡的住屋之中，并促使人們重新認識平凡。”

　　這仿佛是對現代主義建筑的美學風格和封閉空間，狠狠的抽了一記耳光。

　　建筑是讓人感受自然

　　如果細細品味安藤忠雄后來的建筑作品，無論是日本京都府的Time's I，或是美國沃斯堡現代美術館，又或者是建設中的海南的半山半島音樂廳、半山半島美術館，上海的保利大劇院、上海建筑文化中心，事實上，都在不斷重復著當年“住吉的長屋”的建筑理念。

　　不，應該說是不斷沿著這條路越走越深。

　　讓人的生活重歸大自然的懷抱，是安藤忠雄孜孜不倦追求的建筑理念。其中，水與綠色是不可或缺之物。1989年，安藤接手“淡路夢舞臺”的設計，當地政府給他3年時間完成建設，他又追加了5年。在這5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與當地的百姓一起植樹，25萬株樹苗把原本只是塊荒地的淡路恢復成一塊生態屬地，等到綠樹成蔭了，安藤才開始造房子。當“淡路夢舞臺”完工的時候，人們最終看到了安藤心目中的碧海藍天與建筑交相輝映的美景。

　　水與綠色，還只是安藤建筑中的極小一部分。當他一次一次沉醉其中，他的設計變得越來越簡單——由圓圈、方塊、三角等簡單的幾何形狀所構成；但自然的元素越來越多，光、影、風、雨；白晝、黑夜；春、夏、秋、冬的色彩，都是“鬼才”安藤恣意抓取的“素材”。它們被同時導入，呈現出了獨特的建筑風范。

　　安藤說：“‘與自然共存’是我的主要課題之一。光賦予美以戲劇性，風和雨通過它們對人體的作用給生活增添色彩。建筑是一種媒介，使人們去感受自然的存在。”自然，慢慢的，從配角變成了主角。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光之教堂”，位于大阪茨木。堅固厚實的清水混凝土形成絕對的圍合，創造出一片黑暗空間，正前方，一個巨大的十字將墻體割裂開來，陽光從垂直與水平的開口滲透進來，照耀在地面上，形成了神圣的“光的十字架”。當人們坐在質樸的椅子上，仰面浸浴著金黃色的光輝——這才是超脫建筑本身的純粹的震撼力。

　　這樣的建筑風格，安藤也帶到了中國。在半山半島的設計中，他說：“我希望當大家站在音樂廳里眺望那個海上的美術館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光線從海平面反射到空間里的感覺。”

　　在上海嘉定新城正在建設中的保利大劇院的藍圖上，安藤在沒有水的地面上挖出了水，用數個圓筒狀的孔洞空間以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插入到長方體建筑中，由此形成了建筑的骨骼，在單純的框架中展開變化多端的空間。他說：“上海被稱為‘東洋魔都’。上海特有的歷史性產生了都市的混雜性。我試圖通過形體來表現上海這樣一個充滿能量和變化的都市的激烈程度。”

　　設計上海建筑文化中心時，安藤則將馬陸的葡萄園與建筑圖書館結合在一起，宛如被自然懷抱的“智慧樂園”，既有被建筑物圍合的都市庭院的特點，又有向自然敞開的田園小院的特點，將香氣也融入到建筑的理念中去了。

　　林林總總的建筑，若是再仔細研究一番，可以發現充滿了兩極性。正如美國建筑理論家亨利·普朗莫對安藤的評價：華美的貧乏、空虛的盈滿、開放的圍蔽、柔和的堅硬、光亮的黑暗、模糊的清晰、浩瀚的荒僻。大約，便是叛逆如安藤忠雄這樣的斗士，從黑暗里執著地仰望光明，才看得明白這種超越了物質本身的兩極性，并產生了安藤忠雄建筑世界里最具魅力的精神性。

　　“我不清楚還能再工作多久，但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個設計，將是一個像‘住吉的長屋’那樣大小的住宅，然后退出建筑界。”他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