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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天大的事”不能忘——迎接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日”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 鄭孝燮）

　　一、歷史是根，文化是靈魂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五千年文明生命不息，承前啟后，不斷向前發展，至今我國已成為舉世矚目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在不斷取得經濟建設現代化成就的同時，文化建設與發展也正在加深加大。這種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極為重要，會帶來更加壯大的綜合國力。須知，歷史是根，文化是靈魂，中華兒女的文化認同等于是最堅固的國防。

　　在世界文化史中，唯獨“建筑是人類一切造型藝術創造中最大、最復雜、最耐久的一類。所以它能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藝術更顯著，更多方面，也更重要。”“建筑是有民族性的。”這是建筑文化先賢梁思成先生歸結的重要理念。正是基于建筑文化含有的這種屬性，所以某種特別壯麗而又顯示民族特色的歷史建筑，往往成為象征國家的標志，如北京的天安門、華盛頓的國會大廈等。

　　就是我國古代“以禮治國”的傳統觀念。由于禮制規范的強制性“龍頭”作用，無論是建筑與環境，還是城市規劃全局，整體的秩序必須主次分明，井井有條，統一和諧。那些保護下來的歷史建筑很多成了今天的文物，有的則成了世界文化遺產。毫無疑問，我們的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就是我國建筑文化講究整體秩序的最好歷史見證。

　　二、回顧文化遺產保護的“天大的事”

　　1.早在戰爭時期保護文物就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為保護山西洪洞趙城廣勝寺內的“趙城金藏”（金代版藏經）不被日寇劫走，犧牲了8名八路軍戰士，連夜把這批珍貴的文物安全搶救轉移至游擊區。現在，“趙城金藏”已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國寶。解放戰爭時期，貫徹黨中央保護文物的決策，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這些大規模的成片皇家古建筑群也完整地保護下來。現在這些古建筑已經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團團圍困了古城。當時黨中央決定：爭取和平解放北平，萬一和談不成，使用武力打進去，也必須堅決保護古建筑的安全。這座歷史悠久的世界文化古都，最終和平解放。接著，大軍南下，解放全中國，在這段歷史進程中，各地的文物古跡在戰火中僅有少量被毀。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令人感悟到那不止是為了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留存，同時更是直接關系到人類文化遺產保護的天大的事。

　　2.文化遺產的“十年浩劫”及之后搶救與保護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展開

　　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給全國文化遺產帶來的破壞觸目驚心，許多歷史建筑，甚至歷史城區被毀。其中，西藏破壞得最厲害，有200多座寺廟被毀壞。北京市境內有180多公里長城被拆，有44處文物單位被占用，恭王府就由5個單位分占，白塔寺山門被拆后建了副食品商店。解放初期北京城原有王府和官邸古建筑160處，1964年減為50多處，文革后只剩下38處。廣州光孝寺、陳家祠堂被占不還，市里管不了，呼吁無用。此外，桂林漓江、杭州西湖的水污染；蘇州、紹興這樣的江南水鄉老城填河筑路；峨眉山“以糧為綱”毀林造田種玉米。文革還否定城市總體規劃，進一步造成文物周圍環境的無序亂建。北京遼代建成的天寧寺塔高70多米，旁邊卻建起了熱電廠和100多米高的大煙囪。西安在唐代的小雁塔旁邊新建了13層的賓館大廈，承德古建筑旁有的也出現了粗糙的現代建筑。（以上摘自1980年7月21日第五屆全國政協第十次常委會上薩空了副秘書長關于文物調查的匯報，這次匯報還特別強調：“搶救、保護文物古跡是當前大問題。”）

　　北京的城墻（除了個別城門、角樓、殘段外）終于在文革時基本拆光。瑞典美術史學家喜仁龍說過，北京的城墻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前蘇聯城市規劃專家莫欣也說：“全世界只有北京一座這么完整的古城。保留城墻有世界意義。”然而，不僅北京的城墻沒有了，長城有的地方也慘遭“剝皮”。文革后，羅哲文和我特地去看過山西與內蒙古交界一帶幾百里長的明代長城，有些段落的城磚幾乎全部被剝掉、竊走。長城剝皮，在別的省、市、區我們也看到過。

　　北京故宮、曲阜“三孔”的古建筑分別是中國封建政治王權與儒家思想的象征，當然在文革中都是受沖擊的對象。在正義人士的竭力保護下，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才得以保存，但是塑像、禮器、儀仗、墓碑全部被砸毀。還有蘇州文廟，堵在大成殿門口建了5層的住宅樓；上海嘉定文廟也在緊貼著大城殿的背后建了7層高的粉紅色方盒子樓。至于各地的寺廟，包括少數民族地區，被拆、改、占的就更不計其數了。

　　文革后期，在西安秦始皇陵兵馬俑的陵區保護范圍內，竟然選址建廠，搞工業化、城區化，總共有企事業單位24家建在了秦始皇陵區。直至2005年才徹底整治，還原了秦陵的本來面目。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長河不能割斷，文化靈魂不能失落。目前有些問題的確有待探索：一是當前某些把文化遺產當做“搖錢樹”的錯誤思想和做法；二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往往總是“獨善其身”，缺乏城市規劃劃出足夠的“緩沖地區范圍”（即保護范圍和建筑控制地帶），進而防止“破壞性建設”；三是我國保護文化遺產的工作是在曲折中前進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方針是長期的。

　　3.我國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

　　1985年12月我國正式成為《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締約國。《公約》是早在1972年11月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的。這件大事幾乎長期不為國人所知。直到1984年，北京大學教授、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侯仁之去美國講學，他才第一次聽到。侯老回國后，在1985年3月全國政協第六屆大會上親自起草了建議我國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四位委員聯名提案。這份提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并報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批同意，中國從此正式成為《公約》的締約國，后來中國還當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成員。迄今我國已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33項，居世界第三位。另外，還有多項非物質文化世界遺產。

　　4.國務院發出通知，加強文化遺產保護

　　當前我國在繼續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有些矛盾凸現。關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呈現為一方面“成效顯著”，一方面“形勢嚴峻”。為此，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通知》強調“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刻不容緩”，并且指出：不少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古建筑、古遺址及風景名勝區整體風貌遭到破壞。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使許多重要文化遺產消亡或失傳。有些少數民族的或區域的特色文化消失加快。為此，急需糾正或處理如下問題：

　　堅決避免和糾正過度開發利用文化遺產，特別是將文物作為或變相作為企業經營的違法行為。制定并嚴格執行保護規劃，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切實保護好歷史文化環境，把優秀的鄉土建筑等文化遺產作為城鎮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的布局、環境、歷史風貌等遭到嚴重破壞的應依法取消其稱號，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通知》還提出：“成立國家文化遺產保護領導小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負責將文化遺產保護納入‘發展計劃’和‘城鄉規劃’，并建立責任制度和追究責任制度。”

　　文化遺產是中華歷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載體，保護文化遺產關系著國家的發展戰略，必須堅決落實國務院的《通知》。總而言之，必須留住建筑文化的記憶，在前進中不能失去自己。

　　故知新，承前啟后，在迎接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日”的到來之際，我們乃至我們的后代切莫忘記這些“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