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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易道的東西缺乏一致風格，或者說缺乏一致風格就是易道的風格，我覺得這話講得不夠到位。我們更多地是針對項目環境背景來進行創作，針對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東西來做設計，我們希望的開放空間是一個簡潔的背景，一個讓人來使用的空間和一個沒有時間限制性的設計。

　　易道在中國已經不再是最初僅僅關注住宅景觀的設計機構，憑借易道和母公司AECOM集團的全球資源和設計師的職業操守，不斷提升城市空間的品質，提升周邊土地的價值，提升周邊環境的生態，提升市民對城市的自豪感和認同感，這是我們的理想抱負。說這番話的時候，易道亞洲區主席喬全生的聲音聽起來堅定而又飽滿。十年前，在喬全生的率領下，作為美國易道在亞洲及泛太平洋地區的總部，泛亞易道（香港）景觀設計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并且把戰略方向重點放在了香港和內地的住宅項目上。不管易道在美國曾經在規劃設計界取得過多么出色的成績，但在中國，這里依然是一片等待開墾的土地，而且競爭對手們個個都在摩拳擦掌。

　　“在1997年底，住宅小區景觀是境外設計公司比較容易能夠切入中國市場的門徑。所以在初期，大家會看到很多易道住宅小區的景觀設計。但我們的目標并不是純粹做景觀，更不是只做住宅小區的景觀。”隨著“深圳金海灣”、“蛇口半山海景”等一批“口碑”項目的完成，易道（亞洲）逐漸在深圳、廣州站穩腳跟，并且很快在上海和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完成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灣三個經濟圈的戰略擴張。2003年，美國風景園林協會（ASLA）評出年度設計類優秀獎，中國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名列其中，也是當年中國唯一獲此大獎的項目。一時間，金雞湖項目的設計方易道和設計者喬全生在業界聲名鵲起。這一年年底，“泛亞易道”正式更名為“易道環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EDAW Ltd.）。也正是因為金雞湖這個項目，易道作為城市開放空間專業設計機構的形象開始顯山露水，可謂一戰成名。而它背后的故事卻更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句俗語：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

　　伯樂識良駒　這對于一個好作品來說很重要

　　《風景園林》：一個方案要想在浩大的建設浪潮中脫穎而出得到落實，并且引來如此多的關注，其過程尤如破繭化蝶，非常不易吧。金雞湖項目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喬全生：1997年，易道開始接觸這個項目，到目前，跨度長達十年。原來的總體規劃并非我們的作品，但我們理解到那個總體規劃存在很多問題。最初業主提出讓我們在三個月內把環湖將近六公里水面、沿湖寬100米的陸地綠化起來。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有希望建成一個國際水平的新地標，創造一個一流的城市濱水空間。這個濱水空間必須要處理好人、城市和水岸的關系。同時借助這個濱水空間來定義這個城市在不同段落所應該出現的不同表情、質感和土地使用方式，提升周邊土地的價值，創造城市的風格和形象。因此，它的任務很多重。我們當時提出了許多新概念，但在那個時候推動起來很困難。業主最初并沒把我們的設計照單全收，因為這與他們對水岸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按以往的做法，在開放空間里不應該安排有商業活動，所有的開放空間都應該在劃好的紅線內，建筑不應該推到水邊。其他包括設計語言、施工材料和施工方法，都面臨著非常大的考驗。在工作過程中，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做樣板段、再修改樣板。期間，我們也有過懷疑，但沒有放棄，堅持實現最初的理想。

　　伯樂識良駒。設計方與業主彼此之間的支持、理解，甚至妥協，對于創造一個好的作品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因為甲方、乙方以及施工方互相配合默契，對項目品質有共同追求，才使這個項目得以成功。盡管我們現在已經逐漸退出金雞湖的后續建設，但十年來，當初我們做的那些段落一直為人津津樂道，我覺得還是非常安慰的。

　　《風景園林》：因為金雞湖，此后你們接到不少關于濱水空間的項目，包括天津的海河項目。而你們又再次在業界“挑”起了一個話題：老城區究竟該如何利用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進行復興？

　　喬全生：海河因為原有航運的沒落而沒落了，成為了城市中一個防洪排澇的水體。然而，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對于河流空間的憧憬和想法從未中斷。我們介入的段落是從天津三岔口京杭大運河的交接口到天津外環線，近18公里長的沿線景觀總體規劃。2002年，我們花了近10個月才完成了項目的景觀總體規劃和城市設計。之后，開始第一期長約4.5公里河岸兩邊景觀建設，2004年完工。

　　我想強調一點，易道做景觀總體規劃絕對不是做綠化，而是在處理這條河與這個城市的關系。如果把海河當作一個人的脊椎骨的話，它影響著河流兩岸城市的發展。如何才能讓這個城市重新煥發青春，讓人們再度來到河邊，這是我們首要解決的問題，然后再來談景觀風格。海河項目對我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實驗性作品。在一個文化積淀很深的老城中怎么借助改造城市開放空間的契機，讓城市擁有一個新的形象和精神？我們希望做出來的設計重點不僅僅是讓人眼前一亮，而是通過我們的努力探索，讓人體會到“原來事情可以這樣去做”。這也正是易道設計師一貫抱有的激情。相信在海河這個項目上，我們做到了，而且非常成功。

　　我不敢說我們是革命家，但可以說是鼓吹者

　　喬全生所“鼓吹”的是“境筑”這一設計理念。面對課堂、論壇、甲方、媒體，他借助所有能借助的場合和平臺，不斷地在宣揚這一理念，其言鑿鑿，其情切切。從中映射的責任和關注已超越他作為易道亞洲區主席的立場，同時又賦予了易道更厚重的時代使命。

　　《風景園林》：“境筑”理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的終極目標又是什么？
　　喬全生：易道是一家務實的專業公司，不會從學術上去嘩眾取寵。“境筑”這一理念在目前中國的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需要鼓吹,也許將來就不需要了。我覺得，一個城市需要有標志性建筑，但不應該充滿了標志性建筑，比單體建筑更重要的是城市整體的和諧：大到市政交通、城市基礎設施、開放空間之間的規劃匹配，小到給行人提供休息的座椅和夜間的照明。

　　在過去中國十幾二十年的城市發展中,我們不斷在構筑標志性的建筑物,如東方明珠、CCTV新大樓、鳥巢等，但這些建筑不能當作城市現代文明的象征。我們的城市不僅僅需要一些點，更需要由點連成線、由線連成面；不僅僅要景觀，更要實質的空間品質，或者是一種環境的意境。

　　另外，我們一直強調大家不應該把景觀單純看作是綠化。城市建設是個復合體，過去我們很重視建筑本身和綠化。但綠化有的時候是一個表象的東西，目的是讓城市看起來比較美麗。這種表象的美麗有時會帶來很多問題。我們更希望大家能把城市當成一個復雜的有機體來處理，包括建筑、景觀、交通、市政、生態、經濟、文化等等。當我們這么來看待城市時，我們就會反省過去的一些簡單化做法。

　　《風景園林》：就目前的情況來講，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沒辦法由一家設計機構來完成，也不是景觀設計行業能獨立解決的問題。

　　喬全生：“境筑”的確不是景觀公司單獨能承擔的，也絕對不是易道一家公司能完成的。它的實現需要多個部門的合作。關鍵在觀念，領導在要求構筑標志性建筑的同時，更應強調開放空間的延續性、公交系統的便捷和舒適性、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等問題。所以，我在多種場合借領導和學校的耳朵，不斷地呼吁，希望給予這些問題更多關注。在這件事情上，我不敢說我們是一個革命家，但可以說我們是一個鼓吹者，扮演著一個先鋒角色。

　　《風景園林》：這個理念跟別人，尤其是業主，溝通起來效果如何？

　　喬全生：“境筑”其實給業主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層面。我們給業主推薦這種方法時，不少業主能理解，也愿意嘗試。像我們剛剛完成的深圳東部濱海地區項目，還有馬上要進行的重慶兩江四岸規劃和天津生態城，都是以復合的態度，從生態、經濟、文化等多角度來處理。當然，并不是每個項目都需要這樣的工作方法。當面對城市周邊的新區建設這類項目時，給業主提供的城市規劃框架會更長遠，思索的內容會更復雜。

　　更重要的是過好自己這一關

　　園林是有生命的環境。項目一旦落成，就意味著要自己成長，完成使命。其好壞如一塊無字碑，經受著各方的評判，而最終要交由時間來回答。作為最早一批進入中國的境外設計機構之一，十年來，易道接過上千個項目，有的拿過國際大獎，有的上過《紐約時報》，但同時也承受著壓力。

　　《風景園林》：做設計要有所堅持，卻往往要面對非議。您怎么看待這些批評聲音？

　　喬全生：批評對項目其實是很重要的，易道公司內部就建立了自我批評機制。但我需要指出，設計師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別人怎么批評你的東西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過好自己這一關，要堅持自己的設計方向、原則和態度。

　　坦白講，易道在中國并不是每一個作品都是經典之作，我們也會有一些失敗的作品，那些項目可能是當時設計師經驗不足，或者是跟業主溝通不好等原因造成的。這些批評我們都虛心接受。但如果只是為了迎合社會而設計出一些沒有自我要求的東西，這對于設計師來說更為可悲。

　　《風景園林》：境外設計機構很容易被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本土化問題，如果這種“文化大棒”敲在易道身上，您覺得冤嗎？

　　喬全生：用“文化大棒”來敲打，我們首先應當虛心接受，但有時候也覺得冤枉。易道的目標是做一個本土化的國際公司。必須謙虛地講，我們可能還做得不夠深、不夠好，但我們絕對不會放棄。我認為本土化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的本土化，現在易道在中國分支機構中有70%是國內人員。他們中有的大學一畢業就在易道，有的從國外留學后來到易道，在易道的培養下不斷成長。他們了解本土知識，同時具備國際視野。其次，我們跟國內的甲方、學術機構以及政府部門一直在不斷地建立專業上的關系，勤勤懇懇地向前推進。

　　在項目設計上，相對來說，國內對文化表達的要求大多還停留在比較皮相的東西上，比如說符號。當然不是說我們已經有了完美的答案，但我覺得文化在可持續發展層面也是十分重要，怎樣活出現代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精神文明，不是僅僅用符號就能詮釋的。牽強附會地使用符號，不僅令人心痛，而且具有很強的諷刺性。

　　揉碎了之后的重組

　　行事溫潤如玉，卻暗含鋒芒；言詞含蓄婉轉，卻不避時弊。“揉碎了之后的重組”是喬全生對自己的評價。

　　大學建筑系的第一節設計課上，老師布置同學們去校園附近的小區體驗，并做出建筑方案，可以是餐廳，也可以是住宅。回來后，全班的同學都忙著按老師的要求“蓋房子”，唯有一個學生，他獨對小區中間的三角形空地產生了很大興趣，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個公共空間。這個特立獨行的學生就是喬全生。

　　“吸引我的是，公園在這里可以形成一個精彩的開放空間，讓小區的人們在這個公共空間里發生很多故事。”

　　“我對設計的激情從來不僅在單體的建筑，而是整體的環境。”

　　“為什么不同區域的街道，它兩邊的商店會有著不同的風格？誰創造了這樣的空間？誰使用這樣的空間？為什么這些空間能使這個城市富有了生命力？這些都是念書時，最讓我感興趣、感動的東西。”

　　帶著這些興趣和感動，1985年喬全生只身來到美國西岸，開始了自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環境設計學院建筑系的學習生活。

　　“第一年非常痛苦。因為我從小在臺灣長大，父母都是高校教員，我又是家中長子，家教非常嚴格、傳統。那時候，在我看來，什么是黑，什么是白，都清清楚楚，不容置疑，這些正是從社會、學校和家庭中得到的教育和價值觀。而到了美國以后才發現，從前所認為的“黑”并不一定黑，“白”也不一定就是白，這個世界還可以通過其他視角去看、去理解。這使得我原先建立起來的所有的價值觀都要摧毀重來。”

　　“人家給過你，你自己又重新整理過一次，這有好處。你會有很強的自信，你知道什么是自己的。這個過程對我影響最大。”

　　喬全生覺得自己的運氣很好，因為伯克利是一所非常開放、完全自由的學校，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地去嘗試新鮮事物。而伯克利不僅擁有全美最出色的圖書館系統，其環境設計學院也頗具專業名望。順利地拿到建筑學碩士學位后，喬全生又被父親“逼著”上了哈佛大學。在這所以學風嚴謹聞名于世的學校里，喬全生選擇了城市設計專業，他對城市空間的思考在這里得到了更為扎實的梳理和深化。

　　“如果我只去了伯克利，沒有去哈佛，或者只去了哈佛，沒有去伯克利，可能都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一個軟，一個硬；一個熱，一個冷，造就了我現在這種剛柔并濟的做事風格。”

　　1988年，喬全生完成學業，獲得哈佛大學城市設計碩士學位，開始了自己的專業歷程。從此，這位經歷了中西價值觀洗禮，又被截然不同教育風格打造出來的青年，浸染于城市空間的玄妙世界里，一干已是20年。

　　《風景園林》：剛開始工作，有沒有過非常沮喪的時候？

　　喬全生：有啊！我畢業后四年左右，在美國西岸一位城市設計大師手下工作。有一回，我連續加班熬夜好幾天，終于把設計方案做好了，然后回去休息。第二天，大師來得很早，但他完全不顧我幾天以來的辛苦，把桌上的圖全部改掉了。當時，我真有一種被徹底否定的感覺。所以，現在我對待員工，如果他們有的設計做得不好，我會盡量友善地指出來，而不是直接“摧毀”他們的信心。（開心地大笑）

　　像這樣的挫折，我把它看成是歷練自己的機會。任何一個健康向上的人，都會去思考，然后通過自省、與別人的溝通，慢慢地提升自己。現在我在公司內部也是這樣要求，如果員工需要溝通，他們可以隨時來找我。你可能表達的內容不一定正確，但一定要珍惜表達的機會，易道的管理是追求水平橫向而不是垂直縱向的。

　　一半在中國，一半在中國之外

　　二十年，白駒過隙，曾經初出茅廬的青年已是一名優秀的設計師、出色的企業領袖，在大學的講堂上傳道授業解惑，游刃于專業、管理與教育之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喬全生用自己的行動在努力實踐。而十年間，他也讓易道在中國從無到有，生根長大，完成了從住宅景觀、開放空間規劃設計到“境筑”的華麗轉身。

　　《風景園林》：易道的下一步目標是什么？

　　喬全生：作為易道亞洲區的主席，我的主要任務是在未來的五年內，把易道亞洲的業務從目前70%在國內真正做到一半在中國內，一半在中國之外。開拓中國以外的東南亞和印度和中東的市場，由于東南亞有許多不同的文化，面臨的問題可能要更復雜些。我相信，我們在中國十年累積的經驗和許多非常優秀的專業人才會讓我們在東南亞、印度和中東的發展走得更輕松一些。另外，美國易道在全球已經設有28個分支機構，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規范的硬件配置做保證，比方說，我們的員工可以今天在舊金山工作，明天在北京辦公室，工作環境沒有太大差別。

　　《風景園林》：易道最終的訴求是什么？

　　喬全生：我還是說，要做最好的項目，要對我們的社會環境和生存環境帶來最好的影響，產生最好的改變。這是我個人和易道公司的真誠抱負。只有我們自己做到最好，我們才能承接最好的項目，拿出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