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聯網通過影響現代人類活動行為進而影響城市公共空間的形態。相較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空間設計的介入卻相對落后。設計行業應主動對互聯網帶來的變革及挑戰做出回應，才能滿足新時代人們的需求。通過對比研究不同時期人的行為活動與城市公共空間的物理屬性之間的關系，就互聯網時代對公共空間的深層影響進行探討；并提取了通道和節點2個基本的空間單元，以此提出信息技術時代下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的邏輯與干預方向，即積極地對待人在互聯網時代下的行為變化，促進虛擬與現實空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打造更為靈活、多元與空間層次豐富的公共空間。

　　關鍵詞：互聯網時代；城市公共空間；行為特點；通道與節點；信息技術；空間認知；混合公共空間

　　Abstract:The Internet has shaped the forms of urban public space by influencing modern human activities. Compar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vention of space design has relatively lagged behind the technological trend.The design industr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Internet to meet user needs in this new e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havioral changes and the physical features of urban public space by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research,and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impacts of the Internet era on public space.It extracts two basic spatial units, i.e., the path and node, in the analysis to shed light on and propose the logic and dire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design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ra. The design strategy is to treat the changes of human behaviors in the Internet era as an opportunity and to create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public space with rich spatial layers through encourag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al and virtual space.

　　Keywords:internet era; urban public space;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 path and no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atial cognition; hybrid public space

　　信息技術發展從20世紀跨入21世紀，互聯網與移動通信等新興媒介不僅顯著提高了人們信息獲取及溝通的能力，與此同時，也對城市的經濟、社會乃至空間結構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早在1964年，媒介理論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就曾預言：“互聯‘地球村’的到來，將使得人的行為與活動超越城市物理空間的界限，更多地在虛擬世界中發生。”[1] 如今，對于在物理空間中發生的社交行為而言，飛速流動的信息流正在重構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社交行為的實質內容、時空狀態，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都已發生重大改變；而手機等移動終端的引入與廣泛應用，更使得虛擬與現實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有學者亦就此現象提出了“混合空間”的概念[2] 。對于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產生的活動而言，丹麥城市規劃學者、建筑師揚·蓋爾（Jan Gehl）曾將其劃分為必要性活動、自發性活動和社會性活動三大類別[3] 。當下，它們所依附的產生條件不再僅限于物理空間，商業、休閑、交流等活動在互聯網驅動、去中介化的新型商業模式（如共享經濟）的影響下，正在線上線下空間當中同時進行，使這2種空間交織混合，城市公共空間的基本職能在此背景下產生了一系列深層次的變遷[4]。

　　針對此現象，本研究以中國知網、Google 學術（涵蓋 JSTOR 等文獻數據庫）搜索的結果作為基礎，以“互聯網”（Internet）、“公共空間”（public space）、“數字時代”（digital age）等作為檢索詞，收集截至2020年7月的相關研究文獻，發現相較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城市規劃的學界與業界對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有關城市公共空間的學術研究相對滯后，精確匹配關鍵詞的文獻數量很少。根據關鍵詞所搜索到的文章中：王宇光、楊豪中[4]就互聯網空間與物理公共空間是否會相互替代進行研究，并就此區分了“可替代”與“不可替代”的公共活動領域；周榕[5]討論了互聯網空間的邏輯對物理公共空間的借鑒意義。筆者認為互聯網空間與物理公共空間并非2個獨立的領域，人在物理公共空間中的活動同時受到互聯網空間中活動的影響，2個領域相互交織形成“混合公共空間”（hybrid public space），兼具物理與虛擬屬性，因此，需針對該“混合公共空間”形成更為整體的理論概括。

　　本研究旨在就互聯網空間與物理空間交織而成的“混合公共空間”，從人的行為角度出發對該領域的研究進行增補，對于傳統和互聯網時代中人在公共空間中的社交和空間使用行為進行比較研究，挖掘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技術對人的行為模式的影響，進而對物理公共空間的可能變革方向做出論述；并通過提取、分析通道和節點2個基本空間單元，提出新時代下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的邏輯與干預方向，即積極對待人在互聯網時代下的行為變化，促進虛擬與現實空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

　　01
　　傳統城市公共空間的特點及人的行為回顧

　　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空間與空間之間的關系相互依存[6]。公共空間的形成由人的社交需求所主導，社交的形式決定了空間的表征。不同時期城市公共空間的形態，是當時社會交往范圍、交往形式和交往內容的產物。為了更好地理解傳統城市公共空間物理形態背后的本質，筆者將具體分析傳統社會中人的社會交往行為之關鍵特點，并將其歸納為3個方面。

　　1）聚集性是指人們傾向于通過聚集來達到交流目的之特性。早期城鎮的起源和發展離不開其對于人的吸引和聚集[7]。古希臘時期（公元前800—公元前146年)人們在集市廣場（agora）聚集，從而催生了早期的民主制度。進入現代后，這種聚集性在公共空間中則更多地表現為發生于特定場所或針對特定事件的群體行為[8]。

　　2）趨避性是指人們通過人體感知的本能來趨利避害的特性。人們的行為往往受限于已經“被提前編碼”的本能，讓人能感知到在一個空間是否自在，又或是對某地某物是否需要防范[9]。人們總會躲避或盡快離開對生理、心理不利的環境，選擇一些更有安全感或更為舒適的環境空間。

　　3）體驗性是指人們通過身體感知來獲取日常空間環境中有關信息的特性。身體感知是空間認知的基礎，它既是獲取信息的媒介，又是認知過程中最直接的參照物[10]。傳統空間中，人通過親臨現場，得以對身處的空間與環境進行認識、形成印象。

圖1. 意大利錫耶納坎波廣場
Siena Piazza del Campo, Italy

　　這些傳統空間中人的行為特征，進一步作用于城市的公共空間，使后者呈現出相應的空間表征。聚集性使廣場成了傳統城市公共生活的主要場所，這種核心型的公共空間主要呈現出中心圍合的形態，有著清晰的邊界，表現出明顯的強調性，從而對人群活動進行限制和影響，適應人們傾向于通過聚集及活動獲得信息的行為特點。中世紀（476—1492年）與文藝復興（14—17世紀）時的廣場（piazza）如威尼斯圣馬可廣場和錫耶納坎波廣場（圖1）等，都是此種公共空間的經典案例。趨避性造就了傳統城市中單一功能的場所，對其所能承載的功能與活動的范圍進行界定，使其具有排他性與限定性，如城市中供兒童活動的特定場所，或者傳統公園中指定的供人休憩的休息帶。在傳統的城市公共空間中，人們行為中的體驗性更多強調個人身體的直接參與和感官的親身體驗，從而對空間蘊含的意義進行感知，如梵蒂岡圣彼得廣場和華盛頓國家廣場（圖2）等大尺度、對稱的設計對人的感官形成沖擊，從而給在場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為彰顯權力和宗教力量提供了空間載體。

圖2. 華盛頓國家廣場
Washington National Mall, U.S.

　　綜上所述，無論是古希臘作為市民活動與議事場所的集市廣場，中世紀具備宗教、市政和商業功能的廣場，20世紀為市民提供日常休閑運動空間的開放公園與城市廣場，抑或是互聯網時代由信息交流技術所支持的“混合公共空間”，都可以佐證人們不斷演變的社交需求與形式對于公共空間設計所產生的直接影響。

　　02
　　互聯網對城市公共空間中人行為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移動終端設備使用的逐漸普及，人們將部分生活及社交轉移至虛擬空間，這影響著人們在公共空間中的行為，而行為的改變則進一步作用于物理公共空間。與此同時，過去曾極具價值的傳統公共空間正逐步退出日常社會生活的舞臺，其標志性、象征性的含義得到進一步強化，演變為觀光性與事件性的活動空間。正如建筑師及城市理論學家卡米·西特（Camillo Sitte）在《城市建設的藝術》（德語：Der Städtebau nachseinen kü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中感慨道，工業革命帶來的一系列技術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一些傳統空間則成了記憶或者另做他用[11]。當代建筑師雷 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則更為激進地預言：“能夠設計城市的觀念是建立在沒有經過考察的哲學假設上，現代交通和通信，尤其是互聯網，已經使傳統城市空間成為過去。”[12]

　　當然，還存在其他因素影響著物理公共空間的形塑，例如快捷交通的普及，但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互聯網的影響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互聯網對人行為的改變，讓當今城市公共空間設計面臨著與人們實際行為習慣與需求偏離的挑戰。

　　美國傳播學家約書亞·梅洛維茨（Joshua Meyrowitz）在其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中提出了媒介與行為之間關系的架構，即“新媒介—新場景—新行為”，他認為，場景行為的邏輯與信息流的模式關系密切，媒介通過重構人們收發社會信息的方式，重塑了社會與物質空間[13]。雖然梅洛維茨在書中所指的電子媒介是電視，但同樣的原理也適用于互聯網與移動終端，即新的媒介終將催生新的行為模式。就生活方式而言，各種便捷的線上服務及新興商業模式使以往必要的出行大幅減少，相應地，強調體驗而非滿足單一需求的出行模式，正在成為主導。就社交方式而言，人們的交往不再受限于血緣及地域上的關聯，不再必須以實體空間為載體，新人際關系的產生也不再依賴物理公共空間中邂逅、搭訕等偶發事件，社交軟件為日常情感與社會關系的聯結搭建了平臺，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在此背景下，相對于傳統的物理公共空間，互聯網時代下人的行為方式正發生著改變，其主要特點突出表現在3個方面：直接性、離散性與孤立性。

　　2.1  直接性

　　直接性主要表現在交通移動與信息交換的層面上。交通移動的直接性，是指個體在物理空間進行位移時明顯的點對點傾向。借助導航系統，互聯移動終端在技術層面上輔助人們移動出行，讓互聯網、用戶、物理空間三者之間形成精準實時的關聯，空間成為信息流中一系列準確的坐標和場所信息，使得高效地完成目的性位移成為可能[2]。這種點對點的信息獲取成了當代最常見的空間移動方式，參與者通過搜索引擎預知并判斷信息，偶發事件出現的概率也隨之降低甚至消失，依賴于傳統交通空間的社交與消費行為也隨之減少。

　　2.2  離散性

　　離散性是指群體行為具有高度的離散特征，個人決策以及行動不受制于物理環境及其他社會成員，呈現出個人化、多樣化、不可預測等特征。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Our Lives”）一文中指出，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以及社會整體“個人化的過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基于個人為單位組成的網絡及社群等社交結構，不受物理公共空間的限制，結合了線上與線下互動， 將擁有共同愛好、話題的群體聚集于某個虛擬或實體空間當中[14]。因此，同一個物理公共空間的范圍內，可容納多種群體、多種活動，人們之間的行為是多樣、復雜而無規則的，猶如布朗運動一般，即可以認為互聯網重新定義了個體與群體的概念及行為模式。

　　2.3  孤立性

　　孤立性不僅描述了互聯網社會中交流不再需要面對面（face to face）這一現象，相應地也強調了其所導致的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以及個體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隔離。人們的交流更趨向于在虛擬世界中以直接、快速、單一的方式完成，這樣的行為轉變也帶來了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研究發現，一些實驗參與者在上網交友后反而會感到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和社會焦慮（social anxiety），過多使用互聯網甚至會導致孤獨和抑郁等問題的惡化[15]。

　　總體而言，互聯網技術深刻影響著人類行動的范圍和方式，從而對物理公共空間含義進行了重構，人們不再需要通過聚集達到交流的目的，相應地，也不再要求物理公共空間是圍合的核心型空間；隨著人們在線上進行各種活動，對于物理公共空間單一功能的要求亦不再存在。事實上，人們同虛擬與物理空間均有著緊密的聯系與頻繁的互動，亦因此對物理公共空間提出更高的要求。傳統公共空間擁有清晰的功能邊界，僅服務于聚集、趨避或體驗的需求；而在互聯網時代下的“混合公共空間”更強調易改變、靈活度高、流動性強等特點[16]，需要滿足個體直接性、離散性和孤立性的行為需求。如何處理實體空間設計所面臨的這一新的挑戰，值得每一位空間設計領域的相關學者與從業人員關注和思考。

　　03
　　互聯網時代下城市公共空間之干預方向

　　本文的上半部分，從人的行為特性出發，提煉出傳統社會與互聯網時代下不同的空間組織邏輯，并指出行為與空間相互交織影響的復雜性。互聯網虛擬空間看似漸成主流，而物理公共空間的功能亦有所萎縮，但就目前的城市發展進程而言，兩者均扮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前者使人們的活動行為方式擺脫了時間與空間的束縛，其地理范圍得以延伸；后者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現實的“身臨其境”之感，讓人與自然、環境相互聯結。在信息設備和無線網絡的普及之下，虛擬與現實之間更趨于融合，網絡空間的存在亦不能脫離現實，雙方之邊界越發模糊[4]。鑒于此，空間設計若能對此趨勢作出適時、適當的應對，積極地看待人的行為及其對公共空間要求的改變，將有助于實現兩者各自的作用與價值，促進虛實空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打造更為靈活、多元與空間層次豐富的公共空間。下文將立足于構成物理和虛擬空間的2個基本單元——通道與節點，探究互聯網時代下對于物理公共空間設計的干預方向。

　　3.1  通道與節點：構成空間的基本單元

　　就物理公共空間的構成而言，“點—線”可被視為經過抽象歸納后空間的基本要素。城市規劃學家凱文·林奇（Kevin A. Lynch）在其1960年的著作《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總結歸納了影響人們的空間體驗和形成不同尺度空間認知的基本五要素，其中“通道”與“節點”是人們移動和停留的主要空間要素[17]；而筆者認為，在當代的語境下，其他三要素，即邊界（edge）、區域（district）、與地標（land mark），也可看作有著不同功能和重要性的“節點”或“通道”。由于林奇是以人的認知為基礎，對城市空間視覺上的可讀性進行分析，其理論所歸納出的空間結構在當代城市仍然能獲得一定驗證。如2014年，劉瀏利用Yahoo旗下的線上圖片社交平臺Flicker和基于 Google Earth的線上地理圖片社交平臺Panoramio收集了波士頓地區的圖像數據，并將其與相應地理坐標相關聯，由此形成地圖上的照片點位及空間分布，這樣得來的圖表仍然呈現出邊界、通道和節點等要素，可見林奇在 20世紀 60年代所提出的空間理論，仍適用且有助于理解當代的物理公共空間構成[18]。即便是在互聯網時代下，物理公共空間特征仍依附于人的認知和空間體驗，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通道”與“節點”在虛擬網絡空間的適用性。

　　虛擬網絡空間背后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邏輯[5]，卡斯特認為，它使得當下的社會時空成為“非時間”（timeless）的領域，具有高度壓縮、無序列、隨機、多元的特征。不過，虛擬網絡空間中存在著與物理公共空間極為相似的抽象構成要素。互聯網也由“通道”和“節點”組成，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通過通道在節點之間穿梭，以此連接不同的參與者；相應地，人們對于空間的感知，也從“地理空間”（space of place）拓展至“流量空間”（space of flow）[19]。

　　林奇和卡斯特都曾用“通道”與“節點”這2個基本單元搭建相應理論，這樣的理論均適用于對物理和虛擬空間的抽象分析。無論是在傳統社會還是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研究者們通過“通道”與“節點”的基本概念，得以理解人的行為 / 活動同空間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參考兩人對于“空間”概念的細化分類方式，本研究將“通道”和“節點”分別置于傳統社會的物理公共空間和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混合公共空間”進行討論，從而對相應的空間屬性與人的行為需求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解與分析，更新對城市公共空間屬性的認知。

　　3.2  通道：城市空間邏輯的轉變

　　通道是傳統社會的物理公共空間中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連接兩點之間的交通空間，另一方面也成為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是舉行活動與交流（例如市集和聚會等）的空間載體，具備復合的空間功能，使得人們在移動過程中可通過個人身體和感官直接參與和體驗城市空間。簡·雅克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提及的自然生成的街道，是通道在傳統社會中的典型表現[20]，其特征是非限定、曲折且偶發的。然而，互聯網時代下，尤其是移動終端、共享出行的日益普及，加速了交通與信息溝通，人們行為的直接性強化了點對點式的交通方式。人們傾向于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目的性的位移；而在移動過程中，對于物理公共空間里各種元素的關注與體驗正在減弱，隨之發生的交往行為也相應減少，通道的體驗性和承載多樣及偶發事件的屬性正在成為過去。與此同時，其高效、快速與強目的性的特征成為主導，城市通道的特征由非限定、曲折與偶發等特征向點對點式、強目的性轉變，已是大勢所趨（圖3）。因而，如何應對點對點式的通道演化趨勢，同時保留傳統通道的非限定性和偶發性，將成為互聯網時代下，學者與從業人員對物理公共空間設計研究與干預的重中之重。

圖3. 不同年代通道特征對比
Comparison of path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years

　　對照傳統通行空間與互聯網時代下人的行為特點及需求變化，可以發現更為成功的通道空間應呈現一種混合化與多元化的狀態，它除了是最有效的通行空間以外，其作為社交場所的功能也應有所加強，不僅為單一的事件或活動服務，還提供多種速度、空間層次和活動的可能，從而促使個人無論是在物理空間還是虛擬空間中進行自主選擇。在此需求下，對于另一個基本空間單元——節點的干預將成為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對空間進行設計干預的重要切入點之一。

　　3.3  節點：進行設計干預的切入點

　　節點作為人們停留與進行目的性活動的空間，可以賦予互聯網時代點對點式通道空間混合化與多元化的特征（圖4）。為應對當下過度依賴虛擬網絡的社交行為，在設計功能混合多元的通道時，應配合更豐富的空間層次和一些可移動或隨機組合的休憩設施，主動創造慢節奏、游散性、人們愿意停留的空間，增加與陌生人邂逅、交談的機會。通過積極的干預，從而彌補互聯網時代人們行為的直接性與孤立性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圖4. 互聯網時代未經干預及設計干預下的通道對比
Comparison of paths between non-intervention and design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節點在傳統社會的物理公共空間中表現為紀念廣場或功能單一的場所，它邊界清晰，明確限定并強調某些特定的行為，對于其他行為表現出明顯的排他性，擁有固定的空間序列從而對人的行為進行“強干預”，即整體空間設計有目的性地引導人特定的行為。而在互聯網社會中，人的行為具有離散性與孤立性，并且脫離了場所的限定，變得更加碎片化，人對物理公共空間的訴求也更加難以確定。因此，為順應人們的行為改變，對節點的設計需進行重新考慮，其方式由簡至繁、對技術的依賴程度由低至高，可包括：1）賦予空間非限定性與靈活性；2）置入新媒介，增加新節點；3）節點設計的感知化、物聯化、智能化（圖5）。

圖5. 互聯網時代對節點設計的 3 種方式
Three strategies of node design in the Internet era

圖6. 瑞士諾華制藥公司總部廣場
Novartis Switzerland Head Square

　　3.3.1  賦予空間非限定性與靈活性

　　與當代離散的行為相適應，節點空間應該呈現出無邊界、靈活度高、適應性強的特點，從而為人們碎片化的虛擬空間行為提供非限定的物理公共空間。例如瑞士諾華制藥公司總部廣場（圖6），作為瑞士巴塞爾的主要公共場所，它不存在明確的邊界、確定的核心空間以及固定的設施，整個場地的空間極其靈活，能夠匹配人們多樣的需求。宜人的環境使人放松，引人停留，靈活組合的設施促進陌生人之間的互動。

圖7. 諾芬斯伯里大道廣場可移動的“字母椅子”
The moveable “alphabet chairs” in Finsbury Avenue Square

　　互聯網時代更強調公共空間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建議在紐約使用獨立、可移動的椅子來對場地進行簡單布置[21]，這種椅子可以被自由移動，以適應不同的活動需求，人們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陽光與陰影、群體活動與獨自思考之間，自由選擇使用場地的方式（圖7）。而隨著WiFi在城市中的廣泛覆蓋，戶外辦公和學習變得更為普遍，如何保證節點性質從公共到私密的轉換，也成為設計師需要考慮的內容，通過更為靈活的設計，讓空間更好地服務于多元的行為。

　　3.3.2  置入新媒介，增加新節點

　　懷特在《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一書中提出了“三角效應”（Triangulation）的概念，即在公共空間中，通過“第三方”的外部刺激，吸引陌生個體的共同關注，與其產生互動，最終將人們聚集在一起[21]。傳統公共空間中，人們的社交行為具有偶發性和被動性，而在互聯網社會中，人們的行為趨向于直接、離散、孤立，這也更能凸顯“三角效應”的作用。城市空間中的商品消費不再是必要性活動，而“空間消費”“體驗消費”則成為人們出行的重要動因。因此，置入作為“第三方”的新媒介，在物理公共空間中增加新節點，使其擁有可體驗、可參與、可交互的屬性，可使得空間從特定社交行為的場景轉為催化多樣化社交行為發生的場所。例如，當代物理公共空間中的藝術裝置，改變了人們原定的行為途徑，擴展了體驗性的活動空間，增加了人與人交往的可能性，可為物理公共空間體系提供更多的活力節點，強化人們對物理公共空間的使用，如烏梅·普蘭薩（Jaume Plensa）在芝加哥公園創作的互動式視頻裝置和噴泉（圖8），以及羅斯加德工作室（Studio Roosegaarde）的燈光藝術裝置《沙丘》（Dune，圖9）都是物理公共空間新媒介的典型例子。在北京市海淀區北大西門片區改造項目中，笛東與清華大學照明所合作，結合AI技術打造可互動參與式的公共空間景觀照明設計，亦創造了宜人的休憩空間和充滿活力的社交空間（圖 10）。

圖8. 芝加哥千禧公園噴泉廣場交互景觀
Interactive landscape of Millennium Park in Chicago, U.S.

圖9. 《沙丘》在城市公共空間會因人體的移動而產生光的變化
Urban public space installation Dune changes its light as people move by

圖10. AI 技術支持的北京公共空間互動燈光景觀設計
AI-directed illumination design in the open space design in Beijing

　　3.3.3  節點設計的感知化、物聯化、智能化

　　隨著未來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漸趨成熟，節點中物理公共空間與虛擬公共空間的融合將進一步增強，讓公共空間成為能與使用者進行實時交互的城市智慧服務平臺。借助感知化、物聯化、智能化等技術干預手段，節點設計可最大限度地體現互聯網虛擬空間所帶來的便利、物理空間所提供的真實感，響應未來智慧城市建設的需求。

　　04
　　結論

　　由互聯網技術發展帶來的人類個體與群體行為的改變已是客觀、普遍的事實。本研究旨在從人的行為角度出發，就互聯網對于在城市中的物理公共空間的影響進行探討，對相關研究進行增補，并就此提出相應的干預方向，即積極應對人在互聯網時代行為及對物理公共空間需求的改變，促進虛實空間的相互交織與滲透，以期開拓該領域的思考角度。本研究主要關注于信息技術本身對人們在認知與行為模式上的深刻影響，當然，除技術因素外，物理空間本身與人的行為之間也存在著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可在未來做進一步探索。針對互聯網時代下公共空間的其他研究方向也可包括探討互聯網技術在實際公共空間設計的應用現狀，在筆者所提出的干預方向的基礎上，就互聯網時代下的公共空間所出現的問題提出具有實效性的解決策略。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 麥克盧漢 .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 [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2] SILVAA D S E. From Cyber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J].  Space and Culture,2006, 9(3):261-278.
　　[3] 蓋爾 . 交往與空間 [M].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4] 王宇光，楊豪中 . 互聯網時代城市公共空間的可替代性研究[J]. 華中建筑，2019，37（2）：16-18.
　　[5] 周榕 . 向互聯網學習城市：“成都遠洋太古里”設計底層邏輯探析 [J]. 建筑學報，2016（5）：30-35.
　　[6] 葉涯劍 . 空間社會學的緣起及發展：社會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J]. 河南社會科學，2005，13（5）：73-77.
　　[7] 芒福德 . 城市發展史 [M]. 宋俊嶺，倪文彥，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8] 薛婷 . 社會認同的邏輯 [M]. 北京 :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9] BALDASSARE M. Human Spatial Behavior[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78(4):29-56.
　　[10] 閆樹睿，王紹森 . 基于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談建筑空間體驗的具身性 [J]. 建筑與文化，2017（12）：78-80.
　　[11] 西特. 城市建設藝術 [M]. 北京：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12] BARNETTJ. Urban Places, Planning for the Use of: Design Guide[J].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01:16031-16035.
　　[13] 梅洛維茨 . 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 [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4] MANUELC, GELERNTER D, VÁZQUEZ J,et al. Change: 19 Key Essays on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OurLives[M]. Madrid:BBVA,2014:12-14.
　　[15] 李宏利，雷靂，王爭艷，等. 互聯網對人的心理影響[J].心理學動態，2001（4）：376-381.
　　[16] FOTHM, FORLANO L, BILANDZIC M. Handbuch Soziale Praktiken und Digitale Alltagswelten[M].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2016:169-179.
　　[17] 林奇 . 城市意象 [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18] LIUL.C-IMAGE:City Cognitive Mapping Through Geo-tagged Photos[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4.
　　[19] KIRTIKLIS K. Manuel Castells’ Theoryof Information Society as Media Theory[J]. Lingua Posnaniensis, 2017,59(1):65-77.
　　[20] 雅克布斯.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21] 懷特 . 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 [M]. 葉齊茂，倪曉暉， 譯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

　　圖片來源 (Sources of Figures)：
　　圖1由 Stephen Banks拍攝 ；圖2引自設計師 LaurieOlin 事務所官網 www.theolinstudio.com；圖3~5 均由作者繪制；圖6引自設計師 Peter Walker事務所官網www.pwpla.com；圖7由Kellenberger-White設計 ， 由LeeMawdsley拍攝，引自倫敦設計節官網頁面https://www.londondesignfestival.com/event/kellenberger-white-alphabet；圖8引自芝加哥城市官網 www.chicago.gov；圖9引自丹·羅斯加德工作室官網https://studioroosegaarde.net/data/images/2017/10/116/137898/01-dune-hand-studio-roosegaarde.jpg；圖10由DDON北大西門改造項目的設計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