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城鄉建設，特別是城鄉居住形態的構造，如何能適應人們健康生活的需要？這是此次疫情引起人們反思的重要話題之一。一種有代表性的看法認為，人們如果維持鄉村人口為主的城鄉社會結構，就有利于防止類似新冠肺炎這類傳染病的發生或擴大。這種看法非常片面，批評城市化、夸大鄉村社會的好處，是知識界的一種“流行病”，一有機會就泛起漣漪，不免令人憂慮。

　　人類生活面對多種難題，疫病只是其中一種。不同類型的城鄉人口布局也會面臨不同的難題，不存在“百利而無一害”的人口布局模式。但從人類歷史進步的軌跡看，高度城市化的人口布局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更高水準，反映了人類更強大的生存能力。即使是應對疫病流行，高度城市化的人口布局，也是利大于弊。

　　至于鄉村居住形態是否有利于疫情防控，還需具體分析。在與社會經濟現代化相適應、以城市化為主導的城鄉人口布局之下，鄉村居住形態當然有利于控制疫病傳播。農業經濟發達的特征是專業農戶分散居住，例如我國的農業經濟規模如果放置在美國，相當于我國現在平均每個自然村只有一兩戶專業農民。換成與我國人口密度相近的歐洲國家相比較，在農業區一個居民點的人口也不會太多。如果我們能形成類似農村人口布局和居住形態，遏制病毒傳播的條件就會好許多。

　　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鄉村地區是平均上百戶人家的連片居住村莊，這對疫情防控并沒有多少好處。何況我國現在的村莊基本都是真正的農戶與已經脫離農業的居民混合居住，農村熟人社會還有比較完整的形態。且不說農村居民之間有經常相互串門、推杯舉盞的習俗，容易傳播疾病，更大的問題在于農村這種不大不小的居民點很難建設完備有效的公共服務設施。在歷史上，我國農村地區就經常發生區域性的胃腸型流行病。

　　人們設想通過完善鄉村基礎設施來解決流行病防控問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雖然政策上希望每個幾十戶人家的居民點都擁有一些公共服務設施，但建好、用好這些缺乏規模經濟的設施的代價十分巨大。歐美當然也有這種規模的居民點，但這種居民點內大多不是農業人口，他們的收入可能超過城市平均水平，有能力支付相對昂貴的基礎設施運轉費用。在我們國家，國家財政根本無法讓約300萬個這類居民點享有城市水平的公共服務。

　　調查發現，現有的鄉村公共設施已存在利用率不足、維護費用難以為繼的問題。現行做法只是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速度。從長遠看，大量鄉村建設的投入將無法獲得效益。幸好國家將此次疫情比較有效地控制在了城市范圍內，使我國絕大部分農業居民區基本未受病毒傳染。實際上農業居民與非農業居民混合居住很容易將疾病傳給農業居民，一旦發生了后一種情形，我國農業生產將會遭受重大影響，問題的嚴重性將遠超現在。

　　高度城市化就會產生加劇疫病傳染的條件么？這也要具體分析。從歐美國家的疫情發展情形看，他們的疾病傳染速度快，主要與聚集性活動多又不注意防護有關。但他們的居住形態對疫情防控是有利的。居民大部分居住在獨棟房屋中，有利于防止疾病傳染。除去這個條件，以歐美人對疫情防控的態度來看，恐怕情況會比現在嚴重很多倍。設想人們對疫病的態度不變，單單使歐美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退回到100年前會如何？當然會更可怕。1918年歐洲疫情的后果就是證明，那個時代歐洲的城市化水平總體上還不及我國現在。所以，不能片面認為城市化會加劇疫情擴散。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應該認識到，對我國城鄉建設思路做一個根本性調整，十分有必要。在此提出三點建議：一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城市化，同時要改變城市居民的居住形態。現行的城鄉土地規劃管理制度，將居民住宅建設用地占城市建成區的比例壓縮在一個很低的水平（25%左右），導致我國城市存在居住貧困與房價畸高問題，這是我國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發生的源頭。嚴重的城鄉“人戶分離”現象導致年年發生人口流動潮汐，這次疫情防控期間的“復工難”便與此有關。城市居民擁擠在高層居民樓里，遇到疫情防控期間的出門難題，使居民本來就具有的“高樓生活候群癥”更加嚴重，加劇居民對疫情防控的抵觸心理。凡此種種，都與城鄉土地規劃管理制度有關，借此次疫情防控，需要深刻反思。

　　二是要在城市化過程中，大力推進小城市建設，并使小城市合理布局，以保證我國大部分農戶能在半小時車程內進入城市。這是一個國際性經驗，由此基本可以確保農業居民與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務，形成“可及性”的公共服務供給條件。這種條件下，也可以認為是形成了100%的城市化率，農業居民的總體生活質量會高于城市水平。

　　三是要重視農業區小型居民點建設。據預測，當我國農業居民減少到3000萬戶以下時，人口流動速度就會減慢，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城鄉人口布局。這時，我國農業居民點的平均規模可以在10戶以下，這種居民點如果設計得好，將有利于防控疫病，從而有利于農業經濟安全，這將成為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支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