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重要文化遺產，而良渚之所以能實證中華文明，很大程度上在于良渚遺址中發現了宏偉的堤壩、城墻和大型建筑遺址，它們說明五千年前的良渚，已經具有了復雜的社會分工、充沛的勞動力和高超的工程水平，而這一切都不是原始部落所能擁有的，只有步入文明階段的“古國”，才能營造出如此高水平的建筑工程。也就是說，建筑遺址證明了良渚的文明。

　　百年來，探索中華早期文明的考古學家們，在國內許多地區，發現了如陜西的姜寨、湖南的城頭山、浙江的河姆渡、湖北的盤龍城、河南的二里頭與偃師商城、陜西的鳳雛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遺址，這些考古遺址皆發現了重要的建筑遺存，通過建筑考古學的系統研究，我們將可與其他考古材料形成多維互證，還原歷史。例如，從姜寨、城頭山等遺址中的“大房子”，再到二里頭遺址中的大型回廊院落，其間的一系列建筑演變，恰是從聚落到國家的歷史腳步。這些遺址如滿天繁星般，描繪著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一體的進程，我們相信，終有一天，那些被田野考古學家喚醒的早期建筑遺址，那些被建筑考古學家復原的中國早期建筑，將告訴我們中華早期文明的緣起。

　　建筑可以見證文明。與被歷史掩埋于地下的建筑遺址同理的，是地面上保存至今的各種類型的建筑遺產，其上棟下宇、一磚一瓦，無不客觀記錄著中華文明的特色、演變和際遇。馮友蘭先生說，中國的哲學蘊含于“人倫日用之中”，中國建筑即處處體現著人倫秩序與和而不同的東方智慧。朱啟鈐先生說，中國建筑有“歷劫不磨之價值”，中國建筑即一脈傳承至今。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先生曾評價中國建筑，“其歷史異常之古，連綿至于今日，仍然保存中國古代之特色，而放異彩于世界之建筑界”，這“異彩”，應不純指建筑技術層面的輝煌，更是文化的成就與散播。誠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國建筑乃一獨立的建筑體系……一貫以其獨特純粹之木構系統，隨我民族足跡所至，樹立文化表志……”

　　由此可見，建筑遺產是認識一個國家的窗口，是認識一個時代的典籍，是連接一個族群的紐帶。百年來，數輩學人為揭示其價值，上窮碧落下黃泉，篳路藍縷，殫精竭慮。當民國政府不重視建筑遺產時，為研究、搶救和弘揚中國的建筑遺產，朱啟鈐先生捐出個人財產，倡議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開啟中國學者科學研究建筑遺產的先河；當社會動蕩、山河淪陷時，營造學社的先生們，不畏生命之險，無暇生計之艱，依舊測繪于荒野，研究于陋室，因為他們相信，建筑遺產承載著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數百年來激蕩的歷史證明，無論在何種境遇下，總有人忠實地守護著中國的建筑遺產，因為他們認識到，建筑是記錄文明的載體，建筑是認識文明的維度，建筑是創新文明的技藝。建筑遺產的傳續，就是文化的延展。當我們審視建筑遺產時，不能只看到精巧的構造和優美的造型，更應意識到，見物亦需見人。我們所審視的，是久經歲月洗禮、時間沉淀的文明和守護這份文明的尊嚴，是歷史上有名的或無名的人們，用他們的財富、智慧、才情乃至生命，創造和守護的文明成就。

　　浙江良渚的建筑遺址見證了5000年前的中華文明；曲阜的孔府孔廟孔林向世界展示了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傳承；泰山、黃山、華山、三清山、武當山上的古建筑，是中國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北京中軸線和登封古建筑群，輝映著天下之中的傳統理念；蘇州古典園林如凝固的詩畫，于四季的變幻里描摹著士大夫的風雅；安徽古村落的花板雕梁，在潛移默化中渲染著耕讀報國的家風；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大足石窟、五臺山、峨眉山，是中國佛教文化名勝；澳門歷史城區和鼓浪嶼，則烙印了中外文明的碰撞與交融。建筑遺產全方位闡釋著中華文明，雖飽經滄桑，歷經劫難，但建筑遺產依然堅強地存在著，無論是繁華的都市還是偏僻的山野，建筑遺產依然不曾消失于我們的視線。

　　科學地研究、有效地保護、合理地利用好我國的建筑遺產才能無愧于新時代的期望，無愧于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