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形態、街區形態一直是沿著歷史骨架一點點向外延伸的。有多少城市經歷了幾十年變化后，找不到原來的蹤影，是因為它在不斷更新過程中把自己的歷史完全革掉，文化基因不復存在了。

　　那么我們可能會問，城市更新究竟是什么？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但現在城市往往有很多違背建設初心的地方，特別是人文建設成了城市發展的軟肋。

　　我們討論城市更新和演進時，每個時期采取的對策都具有時代特征和烙印，現代城市出現千篇一律、交通擁堵等問題，就體現了過去時代的局限性。

　　城市更新的最初緣起是現有城區經濟增長停滯，林林總總的社會問題爆發。如何使經濟重新煥發活力，如何處理這些社會問題，維持環境質量和生態的平衡，一直是城市更新的核心內容，城市更新的最終目標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城市環境。

　　路易斯•芒福德早在上世紀30年代便寫了《城市文化》一書,從城市文化的視角綜合理解城市的構成及其產生的影響。他在書中提到，城市文化的構成狀況決定著最終產物的品相，人類文明在城市運營過程中產生，又在城市場所中孕育。不同的城市孕育不同的文化，最終影響人們的生活。因此，城市化進入下半場，我們必須面對上半場已經創造出來的城市環境。

　　在城市更新的案例中，巴塞羅那在老城的基礎上進行新的規劃，現在人們能看到的其實是新舊兩個城市的疊加。可以肯定的是，城市的發展不是簡單的拼貼，不管是老城還是新區，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形態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城市形態也截然不同。

　　例如對于杭州（樓盤）來說，西湖、西溪這些地方和蕭山是完全不同的地區，承載著不同的功能，這是一個城市在不斷發展和實踐過程中形成的結果。這也啟示我們，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區在更新過程中應該有不同的目標和定位。

　　城市不斷更新，但城市更新的內涵會隨著社會需求的變化而演變。歐洲在戰后為了解決戰爭對城市的影響，城市更新的基本做法就是大規模重建，特別是解決市民的生活居住空間問題，上世紀50年代斯德哥爾摩的重建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后來人們才認識到這一應對策略對城市帶來的消極影響。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城市更新的內涵又有了新的變化。比如在倫敦的建設中，人們認識到，城市更新一方面要推動現有城區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還要創造有吸引力的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面。

　　我們國家的城市更新發展也經歷了理念的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更新是為了解決基礎設施短缺的問題，這和歐洲早期非常接近。從一開始簡單的建房和修房，發展到后來采取完全重建的方式，對大片城市進行改造，這一時期房地產開發伴隨著城市更新的整個過程。再后來，我們經歷了“新天地”模式、“田子坊”模式，在資本介入的推動下，我們漸漸把文化和保護融合進城市發展，創造不同的城市再生環境。

　　如今再提城市更新，我們覺得城市更新需要處理好存量和更新、雙修和更新的關系，還可以將提高品質和城市更新結合在一起。空間價值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城市設計、城市更新都要為空間賦予更多價值。如果只是簡單實現土地和空間的經濟屬性，很多人都能做這個事，但在后工業時代，規劃師必須用專業的能力提升空間的價值，而不再是簡單地實現土地空間的經濟效益。

　　反思城市更新，第一，要把城市更新工作放到一個更加多元的尺度和實踐當中。第二，要關注和推動相關制度的健全，在城市更新過程中不斷探索制度配套。第三，要開發更多的技術工具，從中獲得更加多樣化的技術支持。第四，社區更新需要居民的廣泛參與，公眾參與的路徑是將來城市更新需要加以探索的。

　　總之，在有限的資源限制下，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空間再開發或空間再復制，要避免存量規劃進入誤區。存量更新應該把生態修復、城市修補結合在一起，做到加強存量空間資源利用規劃理念的創新，推進城市規劃轉型及規劃師角色轉變，完善存量資源規劃編制技術與管理機制的變革，以理念更新帶動存量更新制度環境與政策法規體系的完善。

　　（作者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