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園是清代皇家園林的集大成者，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在北京城市發展史上、中國園林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世界建筑史、園林史和城市發展史上，也有深遠影響，被譽為“世界最早認知中國造園藝術的窗口”。從價值層位關系來看，三山五園的文化價值是基礎，也是北京城市文化創新的重要資源。

　　在北京史上，“三山”一詞出現較早。明朝天啟年間，就有太仆寺少卿管理“三山”的記載。但這里的“三山”并非我們所說“三山五園”的“三山”，而是指房山馬鞍山、順義牛欄山和懷柔石徑山。所謂“三山五園”的三山，則是指香山、玉泉山和萬壽山。香山、玉泉山早在遼金時就已名揚天下。而萬壽山直到乾隆十五年，由甕山改為萬壽山，這時才出現“三山五園”的三山之名。“五園”說法略有差異。大家比較認同的“五園”指暢春園、靜明園、靜宜園、圓明園、清漪園（頤和園）。

　　清代沒有“三山五園”這樣固定的稱謂，今日所講之“三山五園”只是一種俗稱，泛指北京西郊的皇家園林。這種約定俗成，絲毫不影響我們對“三山五園”文化價值的認識與傳承。

　　文化積淀豐厚

　　京城西郊地區，自然環境獨特，山高林茂，泉流眾多，十分宜居。當人們活動越來越頻繁，這里逐漸成了主題日益突出的歷史文化區。“三山五園”作為北京西郊珍貴而富有代表性的物質遺產，可謂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厚。

    　在京西群山之中，寺廟建造尤為興盛。自唐代，歷遼金，一直到明清時期，形成了一片著名的宗教文化區。臥佛寺、碧云寺、香山寺等是北京西北郊地區出現宗教文化的最早見證。臥佛寺，始建于唐代，歷遼、金、元、明、清五朝。香山寺，始建于金代，這應是西郊地區最早由帝王敕建的寺廟。碧云寺，建造年代當與香山寺大致相同。到了元代，在西郊建造或是重修的寺廟數量不斷增加，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昭應宮、盧師寺和大承天護圣寺。到了明、清時期，佛教和道教仍然十分盛行，故而在西郊地區的前代宗教場所大多被重修和擴建，同時又建造了一些新的寺廟和道觀。這些寺廟和道觀的數量和規模，為宗教文化區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為京城士庶前來參加各種活動提供了便利，更為“三山五園”的建造提供了豐厚的宗教文化養分。

    　源于優越的自然環境，京西地區給人們帶來極大的精神生活享受。文人墨客在游覽之時，登臨高處，遍覽勝境，吟詩賦詞，潑墨行文，留下許多傳世佳作。特別是自元代北京成為首都以來，京城成為士人匯集之地，而香山等京西地區也就成為文人墨客云游之處，留下許多吟詠的篇章。如元代著名文士張養浩的《游香山》，明代著名詩人謝杰的《西山望紫氣》、李東陽的《游西山記》、倪岳的《游甕山詩序》、王嘉謨的《石甕記》，清高宗寫有《駐蹕香山靜宜園作》，清初著名學者朱彞尊曾游盧師山，寫有《西山秘魔崖題名》，清初名士宋犖亦曾出游盧師山，作有《盧師山歌用東坡游徑山韻》《秘魔崖晚坐》等等。這體現了京西地區文化的一大特點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從園林歷史發展脈絡講，京西地區早在金代就開始建造園林。金世宗即位后，在西郊香山建造了一處行宮，這應該是北京西郊園林建設的開始。金章宗十分喜愛游山玩水，他不僅繼承了金世宗的香山行宮，又在玉泉山建有行宮，在西郊一帶，還有仰山行宮。京郊地區開始出現的這些皇家行宮，已初具園林規模。特別是香山行宮和玉泉山行宮的建造，為京西園林區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到元代，雖然這一時期的西北皇家園林沒有得到發展，但私家園林的崛起和發展，卻為西郊一帶的園林文化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其中，以建在甕山西湖一帶耶律鑄的獨醉園最具典型意義。

    　京西一帶園林有較大的發展，則是從明代開始的。當時，能夠建造私家園林的多數是皇親國戚、王侯將相，而他們建造的園林，規模巨大，藝術水準很高。如明神宗時期，惠安伯張元善所修建的張園（因張氏世代被封為惠安伯，故又稱惠安園），就是典型代表。明代號稱都城名園第一的私家園林，就是比惠安園建造略晚一些的清華園。萬歷十年（1582年），李偉以皇太后之父的身份，被封為武清侯。翌年李偉死后，遂由其子李文全襲爵。清華園是在李文全為武清侯時建造的。清華園中有堂有亭、樓、臺、山、水、魚、橋、花、竹、樹。幾乎所有中國古代園林建筑的要素，在這座園林中都有所體現。故時人稱：“清華園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為名園第一。若以水論，江淮以北，亦當第一也。”在西郊一帶，明代還有清華園旁邊著名書法家米芾后人米萬鐘建造的勺園，以及兩座皇親國戚的私家園林，一座是鄭戚畹的鄭公莊，另一座是萬駙馬的白石莊，都享譽當時。

    　西郊優美的風景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場所，自唐代以來諸多寺廟及宮觀的建造，又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較好的人文場所。而金代至明代皇家行宮和私家園林的建設，為清代皇家三山五園的建設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到了清代，最終形成了大規模的皇家園林區。可以說，這個地區除了歷史園林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存，整個三山五園連起來形成了一條綿延不斷的歷史文化長廊。

   　 園林藝術典范

   　 “三山五園”是以香山、玉泉山、萬壽山等自然景觀為基石，融合人文藝術而建造的中國古代園林的最高典范。它不僅是中國古典園林的巔峰之作，也是世界造園史上的杰作。

    　在明代清華園基礎上修建的暢春園，保留了原有的前后重湖這一水景特色，并加入清代人文的一些元素，很好地融合為一座皇家園林。暢春園主體由三路建筑組成，每一路建筑都有自身的主題。中路側重自然景觀，東路則為宗教建筑，西路偏向人文建筑。就全園而言，暢春園從布局到建筑均以樸素為風，讓人有一種綠樹成蔭、天人合一之感。只可惜，暢春園留下的遺存太少，無法更完整地目睹這座皇家園林的風貌和氣派。

    　香山靜宜園，利用西山的東坡而建，園中建筑因山就勢，錯落有致，成散點布局，鑲嵌在山體之中。水園融為一體，水池或出現在殿前以豐富院落空間，或處于園中以增加園林自然韻味。從康熙修建行宮，經乾隆擴建，靜宜園雖然景點不斷增加，但香山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自然生態。

    　靜明園的建造風格與靜宜園不同，它所依托的玉泉山，無論規模還是山水融合程度都無法與香山相比。玉泉山雖因泉水豐沛得名，但水面并不多，山體位于園的中部偏北，南北走向。能在這樣的地形上修建皇家園林，自有其妙趣。靜明園最大的特點就是湖山尺度和建筑配合特別好，建筑群雖采用散點式布局，但山腳下的建筑多為一層，凸顯了玉峰塔的高聳。因此，這處皇家園林以玉泉山的山和水為依托，也是一處建造園林的極佳場所。在中國北方地區，有山、湖、泉的地方并不多見，也就使得這里的景觀格外秀美。

    　圓明園曾是暢春園北面的一部分。最初建造的圓明園，只是清世宗為皇子時的“讀書之所”。及雍正年間重修之后，才不再稱為暢春園的一部分，而獨立為圓明園。清高宗即位后，進一步完善圓明園的建筑，把清世宗時的“十四景”擴充為“四十景”，遂使之成為中國古代園林文化的巔峰之作。圓明園所處地段水源豐沛但無山作自然托襯，它是中國古典園林中平地造園的典范，這也正是備受世人驚嘆和敬仰的地方。園中景觀步移景易，層出不窮，特色景觀之多，規模之大，在整個清代皇家園林中首屈一指。園中不僅有清代帝王理政、居住建筑，還有其他豐富的人文建筑，以及多種園林景觀建筑。

    　清漪園（頤和園），在五園中建造得最晚，但其所體現的皇家園林氣派最為突出。圓明園雖有上百個景觀，但都屬于平地造園，沒有立體形象。而清漪園形似一幅立體山水畫，湖山相映。萬壽山山體輪廓平淡，沒什么起伏，僅山體西半部前臨水面。經過人工修整，將水面向東、西擴展，形成一個超大水面，水體大大超過山體。同時，西堤的設置將西山景色借入園內，對三山五園之間在空間上的聯系起了重要作用。面對這樣的山水環境，清漪園采用建筑裝點造型較為簡單的山體，在山體中部筑起了一組壯麗的建筑群，長廊把前山建筑群與昆明湖相連，這樣的建筑技藝和風格設計產生出獨特的壯觀氣勢。

    　三山五園以無以倫比的輝煌成就在世界造園史上展現出燦爛的光輝，其文化價值絕不僅僅是玩賞“景觀”，而是體現著中國傳統造園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是一部以園林形態表現歷史文化的活史書。同時，三山五園也是中國造園藝術被世界最早認知的重要窗口。英國建筑師錢伯斯稱，“中國人的花園布局是杰出的，他們在那上面表現出來的趣味，是英國長期追求而沒有達到的”。于是，錢伯斯不斷向英國等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園林藝術，特別是三山五園這一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精品，使得“中國人關于花園布局的觀念，在英國和法國造成了很大的進步。中國園林的設計理念對當時的英國自然式園林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建筑師們的傳播，以三山五園為代表的中國園林藝術走向了世界，引起歐洲中國園林風格的盛行。

    　多元文化綻放

    　三山五園的建造，雖說最初追求的是提高生活質量，但在營建過程中，不斷被賦予豐富的文化內涵，呈現多元文化綻放的園林生態。可以說，三山五園的建造展示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豐厚的文化底蘊，故而成為整個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集中展示

    　清代建造三山五園之后，帝王們大多數生活就從皇宮遷移到園林，許多重大政治決策的籌劃和議定也是在這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在這里發生。因此，三山五園也就成為與紫禁城并列的一個政治中樞。說一部三山五園史就是半部大清史，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暢春園的九經三事殿，又被稱為暢春園正殿，許多重要活動都是在這里舉行。重大節日，在這里舉行盛宴，款待諸王、大臣，以及外藩部落首領等。自清世宗建造圓明園之后，清朝帝王們有相當多的時間在這里度過。故圓明園被譽為紫禁城的外朝。

    　●中國傳統禮制文化的集中展示

    　康熙帝建造暢春園，雖說是為了消除因為疲勞而造成的積疾，為了奉養皇太后，以盡享天倫之樂，但也孕育了一定的文化內涵。清圣祖在《御制暢春園記》中特別說明這座皇家園林的命名緣由：“既成，而以‘暢春’為名，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夫三統之迭建，以子為天之春，丑為地之春，寅為人之春。而《易》文言稱：乾元統天，則四德皆元，四時皆春也。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使圓頂方趾之眾，各得其所；跂行喙息之屬，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皥皥焉，八風罔或弗宣，六氣罔或弗達，此其所以為暢春者也。”“暢春”之名不僅僅是突出“春”的主題，而是要暢天下萬民、萬類自然之氣。如圓明園的“萬方安和”和“勤政親賢”，都是類似文化內涵的表達。對于靜宜園，清高宗在《御制靜宜園記》中曾稱：“蓋山水之樂不能忘于懷，而左右侍御者之揮雨汗而冒風塵，亦可厪也。于是乎就皇祖之行宮，式葺式營，肯堂肯構，樸儉是崇，志則先也；動靜有養，體智仁也。名曰‘靜宜’，本周子之意，或有合于先天也。”清高宗把園林建設與儒家的經典學說結合在一起，表現出十分鮮明的政治文化傾向。

    　●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

    　靜明園中的廓然大公殿就表現出一種民族融合的氣勢。清朝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了鞏固統治，必須利用漢族大臣治理國家，故而在民族關系上就要擺出“廓然大公”的姿態。清世宗曾言：“朕以涼德纘承統緒，勤求治理，勉效祖考。雖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朗如天日。滿、漢和蒙古族，并無岐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并非中外之分別也。若昧于君臣之義，不體列圣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跡，于文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后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這里的“廓然大公”是對中國秦漢以來民族融合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集中展示

    　靜明園十六景中的“溪田課耕”就很明顯。因水之利，以興農業，在北方地區較為少見，而玉泉山下的豐富水資源，卻為此提供了便利條件。于是，清朝政府在靜明園招來佃農，耕墾水稻，遂成為靜明園中的一大景觀，也由此顯示出清朝帝王重視農業生產的國策。圓明園正大光明殿中還有清高宗書《周書·無逸篇》和繪制的《豳風圖》，表現出帝王對農業生產的重視。靜明園的龍王廟在北京地區十分著稱，清朝諸位帝王歲時親自到此拈香禮拜。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降圣旨，“封京都玉泉山龍王之神為惠濟慈佑龍神”。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又命將這座龍王廟改易綠琉璃瓦，以示尊崇。嘉慶六年（1801年），清仁宗因為到此祈雨十分靈驗，故而對這處龍王廟更加尊崇。

    　●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的集中展示

    　作為皇家園林中的杰出代表，清代在三山五園內布設了大量蘊含濃郁宗教文化氛圍的建筑與景點，其中既有佛教的寺院，也有道教的壇閣，還有大量的民俗信仰祀廟，生動反映了清代帝室獨特的宗教文化交流。據不完全統計，在三山五園中，宗教建筑幾乎占到整個園林建筑的三分之一，其中尤以佛教建筑的數量為多。如圓明園內規格最高、體量最大的寺廟為安佑宮，為圓明園內的“皇帝家廟”，以皇家特有的虔誠方式表達個人孝思，同時又寓“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于其中。以香山、萬壽山、玉泉山為中心的三山五園整體布局，即與中國傳統造園藝術中的“三仙山”信仰不無關系。頤和園仁壽殿之北建有重檐城樓，其南、北側城額分別名為“紫氣東來”“赤城霞起”等等，皆寓明顯而極其強烈的道教文化內涵。可以說，作為皇家園林的三山五園，成為各種宗教文化薈萃融合、和諧共存的精品典范。

    　隨著清朝由極盛轉為衰敗，三山五園也隨之由盛轉衰。再加上外國侵略勢力的破壞，令人慘不忍睹。新中國建立后，三山五園陸續得到保護和修繕，成為人民大眾歲時游覽的公園。改革開放以來，頤和園又成為世界物質文化遺產。如果從現代空間因素來認識三山五園的文化價值，可以這樣說：三山五園對首都北京城市文化空間進行了再塑，很好地拓展了新時代北京城市空間形態，是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的文化核心之一。它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文化景區，更是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的典范，是一部以園林藝術形態為表現載體的活史書，是整個西山永定河文化帶文化空間結構的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