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兩地近日在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上披露的數據顯示，2017年，北京下降2.2萬人至2170.7萬人，是近20年以來的首次下降，上海下降1.37萬人至2418.33萬人，上海近十幾年人口持續增長，2015年首次出現常住人口下滑，2017年是第二次。京滬兩地常住人口同時下降，這在1978年以來還是首次。

　　工業化與現代化建立在城市化基礎之上，歷史經驗顯示，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都伴隨著快速的城市化。隨著產業集聚與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城市的規模越來越大，城市規模、人口密度與城市化一起顯現出對高生產率和高增長率活動的支持。

　　但城市化總是和許多問題同時出現，雜亂的違章建筑，不文明的新市民，擁擠和暴漲的土地價格，犯罪滋生等，這些問題往往被視為城市的失敗，因而也催生了逆城市化的動力，其中最激烈的是反對大城市化(支持城市化，但希望城市間均衡發展，反對出現特大城市)。

　　城市病的化解需要城市擁有相應的治理能力，例如增加軌道交通、快速路與地面路分離等解決交通擁堵，鼓勵社會組織發展由其幫助新市民融入城市、減少不文明行為，增加土地供給、降低土地用途管制以平抑房價等。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于迅速，以至于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跟不上市場變化的需求，這時就需要做一個選擇：是降低城市規模適應城市的治理能力，還是提高城市的治理能力去適應市場的變化。

　　很顯然，城市政府應該努力提高治理能力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而非粗暴地削足適履。即使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城市規模不足的成本也是遠遠高于規模過大的成本。理論上講，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時候，城市的規模就是最優規模，據Au和Henderson在2006年的研究發現，當城市達到最優規模的時候，最優規模下的某一數量人口減少導致的成本，超過最優規模增加同樣人口數量成本的3倍。在我們還搞不清楚城市是否達到最優規模的情況下，應該謹慎降低人口規模。

　　中國更容易出現大城市，這也符合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的趨勢。因為這樣的國家中，政策在城市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可以從腹地(非政治中心城市)征集資源，集中建設首都、中心城市、省會和地級市政府駐地。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格萊澤研究發現，這些與一般國家不同的特征，使得這些國家的首都規模要比其他國家大45%。

　　從中國現實而言，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是顯著的城鄉差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差距，由此造成人均產出、人均收入、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1981年，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68倍，而長三角的浙江和江蘇只有1.08和1.19倍，人口從江浙流入上海，會拉低上海的人均GDP，但有效地提高該人口的勞動生產率、個人收入，繼而對中國整體的經濟增長有益。江浙的勞動力流入上海成為熟練技術工人，之后離開上海再去其他地方的時候，在新的地方的工資往往更高，這就是知識溢出帶來的溢價。

　　我們要看到人們涌入大城市并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地區的稟賦更好(區位、地理和歷史傳承)，而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機會更多、待遇更好，這些機會與待遇往往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配置資源的結果。例如，存款是全國的，但貸款往往投向中心城市，IPO的公司是全國的，但只有兩個城市擁有證券交易所，超大城市被過度補貼，也會被過度需求，城市即使超過最優規模，人們依然有意愿涌入。

　　因此，超大城市要去規模，首先需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大幅降低政府(尤其是更高等級政府)主導城市建設投資的比率，避免政府干預提高地區間的差異。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員左學金指出，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需先分流投資，國際、全國性賽事，可以考慮在特大城市以外的地區舉辦，可以減輕特大城市的人口擁堵，更可以推動其他城市或地區的發展。另外則需要從根本上消除地區間福利水平差異過大的現象，地區間差異小了，人自然就不愿意往超大城市流動了。

　　（原標題：超大城市該如何去規模。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