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希特·彼斯瓦斯　克里斯·哈特雷

　　亞洲城市都在艱難地消化著迅速涌入的移民，城市建設正蠶食著洪水高發地區。孟買近來的洪災被部分歸咎于對濕地無管制的開發，實際上在印度、尼泊爾和孟加拉國各處這樣匆忙建立起來的城市均受到洪水影響。這種情況也不僅僅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美國休斯敦的洪水凸顯了在環境敏感的低洼地區進行開發的風險。2012年，北京的“7·21”嚴重洪澇讓全市的交通系統陷入癱瘓，2016年武漢、南京和天津的下水系統也在洪水面前“不堪重負”。挑戰就清楚地擺在眼前。

　　地下水過度抽取、河道退化和城市內澇等一系列問題迫使中國城市不得不從一個惡性循環中走出來——“攤大餅”式的城市開發和不透水材料的使用讓土壤無法吸收雨水，導致城市投入更多資金建設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只會妨礙自然過程并加重洪水危害。

　　中國的“海綿城市”倡議旨在通過使用透水性鋪裝材料和綠色基礎設施來打破這一循環。但是，該倡議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地方政府缺乏專業力量來有效協調和整合如此復雜的一系列行動，二是存在資金上的限制。

　　海綿城市：理念與現實

　　工程設計是常見的干涉手段，但城市不可能輕易地就將洪水風險清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的海綿城市倡議制定了宏偉的目標：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將達到對至少七成的雨水實現就地消納和利用。

　　2015年，海綿城市計劃在16個城市開始試點，目的是通過在目標地區更加均衡地強化和分散雨水吸收，降低雨水徑流的強度。由此帶來的地下水補給可供各種用途使用。這一方式不僅減少了內澇的風險，而且增強了供水安全。

　　“海綿城市”倡議類似于北美的“低影響開發”概念。據美國國家環保局（EPA）的解釋，后者是通過模擬自然過程來保護水質。

　　上海浦東新區規劃中的臨港，是一個典型的海綿城市項目。采取的措施包括用植被覆蓋屋頂、在景觀濕地中儲存雨水，以及建設透水路面以儲存多余徑流水、并通過蒸發調節路面溫度。

　　臨港新城政府決心要將該地建成中國面積最大的海綿城市，并投入了1.19億美元（約780億人民幣）進行改造和創新。其創新成果可能成為大多數缺乏現代水務基礎設施的中國城市學習的典范。

　　中國城市的努力令人矚目。2016年年初，上海為了擴大城市綠化覆蓋，宣布要建成40萬平方米的屋頂花園，這一工程需要城市管理者、業主和施工人員的共同努力。此外，廈門和武漢的海綿城市項目在大暴雨期間也都有上佳的表現。

　　誰來承擔海綿城市建設經費？

　　海綿城市建設需要系統的、持續的努力，這其中也包括有效的環境治理。但是，管理不足和選擇性執法也一直存在。地方官員在發現違法活動時，不能只是置之不理。嚴密的監管肯定不如大膽創新那樣顯眼，但在水務管理中同樣重要。海綿城市獲得的成果絕不能被蹩腳的環境治理所抵消。

　　資金也是一個長期制約因素。迄今，在所有海綿城市項目上的總投入已超過120億美元。其中，中央負擔約15%~20%，余下部分由地方政府和私營部門來分擔。

　　然而，項目進行的同時，地方債務危機也在緊縮性財政改革、債券評級下調和債券市場緊張情緒的夾擊之下愈演愈烈。中國城市可能很快就會發現借貸成本更高、減債渠道收窄。

　　事實證明，海綿城市試點獲得投資的難度也在增大，只有國內的私營部門投資者對此還有些許興趣。政府應當通過稅收激勵、提高項目透明度和放松信貸市場等方式來鼓勵投資。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海綿城市試點就只能與道路、運輸和公用事業等其他顯而易見、人們更熟悉的項目競爭。而且，它們還要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從而能夠在一個充滿無數其他投資選擇的市場里脫穎而出。

　　世界各地都在開展創新性的水務倡議，包括美國中西部的濕地恢復，俄勒岡州的屋頂集水沖洗裝置，新加坡的生物洼地，以及荷蘭作為彈性保水設施的公共空間等。

　　中國應抓住機遇，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方面不斷鞏固自己日漸成型的全球領導地位。但是，它首先必須明確如何讓海綿城市倡議成為更廣泛的環境治理工作的有力補充。為此，中國可以采取兩項措施：一是改進監管執法，二是重新喚起私營資本對相關投資機會的興趣。
   

　　（本文摘自《The Conversation》，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府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