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智大學研究生院地球環境學研究科副教授岡崎雄太非常熟悉日本的治污歷程。他曾在日本環境省、日本駐華大使館任職，對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有所了解。日前，他向新華社記者詳細講述了日本歷史上治理環境的一些經驗和教訓。他認為，民眾和媒體積極參與、政府完善法規以及司法公正，這些舉措共同推動了日本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進程。

　　岡崎雄太說，早在1964年日本舉辦東京奧運會時，東京的空氣污染還是比較嚴重的。那個年代，人們對污染的認識還不夠深入，甚至有學校在校歌中贊揚自己的城市能看到“彩虹一樣的煙囪排放”。

　　但隨后，日本各地出現了污染導致的大范圍公害病，其中廢水汞污染導致的水俁病、第二水俁病，空氣污染導致的四日市哮喘和鎘污染導致的痛痛病合稱為日本“四大公害病”。在此背景下，民意和輿論開始關注公害問題，受到影響和傷害的民眾發起訴訟，向政府和企業施壓。而各級政府在壓力下采取了各種防治污染公害的措施，最終走出了一條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道路。

　　岡崎雄太認為，日本治理污染成功經驗主要經歷了幾步。首先是市民“反公害”意識高漲對政府和企業產生了影響。在一個階段內，市民對公害問題的投訴案數量大幅上升，一些地區的市民自發成立反對污染公害的民間組織向政府和媒體呼吁。而媒體報道形成的輿論浪潮也推動政府制定應對公害問題的相關措施，例如加強環境行政機構的能力建設、設定更嚴格的排放標準、建立受害者救濟制度等。

　　在民意和輿論推動下，政府開始完善相關政策法規。上世紀60、70年代，在以東京為首的大中城市地方政府，倡導積極環保政策的人物大批當選。這使得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中央政府意識到必須強化公害對策，在上世紀70年代初制定和修訂了大量相關法律法規。1970年，日本成立以首相為首的公害對策本部；1971年，日本環境廳正式成立，并于1973年制定了《公害健康損害補償法》。

　　此外，司法訴訟在公害相關訴訟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日本“四大公害病”在上世紀70年代都進入了司法程序，而原告（受害者）均勝訴，這促使政府和企業實施減少污染的對策。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受害者利益，也對企業敲響了警鐘，污染企業對受害者的賠償一直持續到今天。

　　受到地方政府不斷出臺限制公害的法規以及司法判決結果的影響，日本企業界也認識到污染的老路走不通，開始加大對防治污染的投資，使其占設備總投資的比例從1965年的3．1%增加到1975年的18．6%。政府還制定了引導企業投資環保設備的政策，在稅收優惠、低息融資及環保技術研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向企業提供支持。

　　為應對污染，日本還建立了獨特的公害健康損害補償制度。據介紹，這種制度以與大氣污染有關的流行病學研究為依據征收稅款，并用于對特定地區、特定疾病患者的救濟。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向全國約8300家排污企業征收“污染負荷量賦課金”，并向汽車車主征收汽車重量稅，這兩部分金額比例分別是80%和20%。這些稅款由一些獨立行政法人和環保機構負責管理，用于向認定受污染損害地區的地方自治體政府支付“公害保健福利事業費”等，地方政府再向被認定遭受公害健康損害的患者支付補償金，并支持公害保健福利事業。在高峰期日本全國共有11萬人被認定為公害患者，每年補償額約為1000億日元（約合59．1億元人民幣）。截至2014年底，日本國內仍有3．8萬人被認定可以領取補償金。

　　岡崎雄太說，在幾方努力下，日本公害對策取得了顯著成功，環境得以改善，環保技術實現革新，還創造了就業，增強了國際競爭力。采取公害對策不僅有利于保護國民生命健康，從經濟上考慮也是劃算的。以水俁病為例，如果采取對策，每年只需投入1億日元，而放任污染造成公害卻會帶來每年126億日元損失。

　　他認為，中國正在大力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這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改善環境的機遇，需要在調整產業結構和治理環境污染中找到好的結合點。環境問題并非孤立，也是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和每個人的生活、工作密切相關，必須使環境和經濟兩方面兼顧。

　　他說，中日兩國在環境問題上已展開很多合作，未來在環保技術上還有很大合作潛力。日本很多中小企業擁有先進的環保技術，但沒有條件與中國展開合作。今年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期間，三國同意啟動一個面向各國企業的環境技術合作平臺，以推動各國企業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