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城市特色中，不可忽視的是城邑文化。”劉慶平認為，3500年前，武漢的城邑文化就在盤龍城起步，而后數次因商業發展在全國領先。

　　劉慶平稱，從考古發現來看，盤龍遺址規模龐大，城內分布著宮殿建筑群，城外圍繞著手工作坊、民居點和小型墓地。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精美的商代青銅器。燦爛的青銅文化，較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完備的城邑形態和功能，使盤龍城成為中國早期南方經濟地理中心。

　　隨后，商業發展讓“大漢口”“漢正街”一度是武漢作為商業城市最為鮮明的標識，20世紀初，武漢又由內陸商鎮轉型為國際商埠，“九省通衢”、“九省之會”自此成為武漢代稱。

　　劉慶平提醒道，武漢豐富的紅色文化、知音文化、問津文化、書院文化等也需要在規劃中加以考慮。

　　張篤勤認為，采取“區域觀”、“發展觀”和“包容觀”的視角來研究武漢的歷史文化保護很有創新性。武漢的歷史文化特色很難概括，這次研究可以使這一特色逐步清晰。商埠文化和工業文化對現代人影響深刻，但僅此概括是不準確的，荊楚文化包含面過大，似乎武漢很難裝下。準確來說，武漢應該是城邑文化。

　　對于歷史文化的保護，不是一個點，而是區域的觀念，值得在總規中加以強調，并促使研究者進一步擴大市域歷史文化保護的研究。過去，新城區一些歷史文物沒有劃入保護范圍，研究也不夠，造成了歷史文化保護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的誤會，希望將來研究區域擴大后，對新城區的歷史文化保護也要跟上。

　　歷史文化保護不能因為觀點變化而厚此薄彼。比如，我們過去強調工人運動時，二七紀念館及周邊區域得到很好的保護，而近些年重視程度明顯降低；武漢在慶祝辛亥革命百年時，曾有人認為武昌老城區就是辛亥文化，這也不合適。

　　張篤勤稱，凸顯某類文化就會對其他文化造成傷害，只要是歷史文化都要全面保護。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何依稱，本次研究將突破武漢市行政界限，在更大的地理空間中尋找歷史文化的相互關聯。武漢市是198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城市歷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的商代盤龍城。漫長的城市發展史、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悠久的歷史文化，造就了武漢數量眾多、類型豐富、特色鮮明的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的近現代史跡集中于主城區范圍內，大量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等古代歷史文化遺跡散落于市域范圍的鄉野腹地中。

　　何依認為，武漢市的歷史文化資源分布特征可以概況為“沿水”、“近山”、“聚城”三大特征。

　　過去對歷史文化的保護多從一個點、一處片區著手，而本次研究，將體現歷史文化保護的“區域觀”、“發展觀”和“包容觀”，建立“市域—中心城區—歷史城區—歷史街區”圈層式空間體系，從文化架構走向空間架構，突破目前被動、消極保護模式，使歷史文化資源與現代城市功能和現代城市生活相融合，在傳承發展中保護。

　　比如，武漢曾經編制過的“大黃鶴樓”景區規劃，就將黃鶴樓公園單一的文物保護區，擴展為武漢長江大橋、龜山、月湖、首義、武昌農講所舊址等周邊五個聯動的風貌區，使得該區域能展示“龜蛇鎖大江、黃鶴攬勝”，以及琴臺知音文化、辛亥首義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66個文化遺存。

　　初步統計，武漢市域文化遺產集群體系，包括木蘭山古村寨群、李家集古遺址群、新洲城鄉生態連片區、盤龍城文化區、武漢三鎮歷史城區、牛山湖風景區、金口古渡文化區、湖泗窯文化生態度假區等。

　　規劃團隊表示，本次規劃將構建區域—市域—主城三個層次、舊城歷史風貌區—古文化遺址區—風景名勝區—歷史文化風貌街區—歷史鎮村—文物保護單位—不可移動文物—優秀歷史建筑—歷史保護建筑—工業遺產—區域性線性遺跡等多種類型的歷史遺跡保護體系。在價值評估基礎上，根據保護對象的功能特征、所處區位和保護利用方式，采取分級分類保護措施。

　　洪亮平稱，關于武漢特色的討論，早已有之。曾有研究總結為武漢城市設計經典性不夠，一流的景觀少；系統性不夠；集成性不夠。

　　近些年，武漢正朝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努力，不過問題依舊有。比如，舊城密度越來越高，人口不斷增加，新舊建筑混雜擁塞，破壞了整體風貌和城市肌理；因防洪堤墻遮擋，許多景觀優美地區臨江不見江，粗糙的開發建設也使許多地區失去了臨水意境。同時，與水相關的旅游主題也缺乏很好的挖掘和彰顯。

　　洪亮平進一步提出，武漢要特色鮮明，需要學會做減法、抓大放小，把重點放在城市軸線、節點的打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