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城鎮化需提高超大城市管理能力

　　記者：現在對于像北京這種超大城市未來的發展，各方有不同的聲音。而且這一次放開落戶，也不包括像北京這樣的城市。未來它們的發展趨勢可能是什么樣的呢？

　　徐林：北京這樣的城市在中國叫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口管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并沒有很好的經驗和做法。如果我們橫向比較，世界上很多超大城市，它并沒有出現像北京或上海出現的某些問題。為什么？這說明我在管理超大城市方面的能力還存在不足。按照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觀點，超大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肯定比中小城市更高，對土地的集約使用程度也要高得多。像香港人口密度那么高的地方，那么小的空間，管理效率要比我們高得多，所以并沒有出現北京等超大城市出現的問題。在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運營等方面，我們有很大提升的潛力和空間。

　　如果采取人為的限制人口流動、控制人口規模的行政管制措施，可能會有利于實現人口控制目標，但最大的問題是扭曲資源的配置，會降低人力資源效率。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在控制人口時，只要高端人才不要低端人口，但一個城市的就業市場，它需要各個層次的勞動力。市場需要什么，就讓什么進來，這是最好的，不然一定會導致某類勞動力短缺，并導致居民生活成本的扭曲性提高。

　　改變公共資源配置布局 推動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動

　　記者：相比大城市超大城市，一些中小城市的教育、醫療、就業等配套服務還有一定的差距，盡管落戶政策放開，但是在吸引人才落戶方面，地方政府還應該做哪些工作？

　　徐林：這個問題涉及到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現在對轉移人口有吸引力的主要是大城市以上的城市，總體上城市越小越沒有吸引力。這是因為城市越小，一是就業機會少，二是城市小，公共服務水平也差一些。這一現象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更加突出，這是因為公共資源的配置主要是行政權力主導的，而權力的中心一般都在大城市以上的城市。所以，我認為政府如果真想推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就應該通過公共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引導更多優質公共服務配置到中小城市，吸引企業向中小城市布局，最終推動人口向中小城市聚集。現在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就是試圖通過這樣一種改變，來實現人口從北京向京津冀地區的衛星城和中小城市分流。

　　資源型城市轉型需改變營商環境

　　記者：在中國還有許多資源型城市，它們現在也處于痛苦的轉型過程當中，這些城市以后怎么發展呢？

　　徐林：城市轉型有幾種不同的類型，有的是資源枯竭型的，有的是傳統產業比重過高不得不轉型。總的說來，所有城市轉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會花很長時間。現在東北地區，原來的產業結構過于傳統偏重，現在處在經濟周期的變化過程中，面臨市場空間的壓縮，所以沒有市場機會，短期內也看不出來會有更好的機會，所以轉型的壓力特別大。要實現這種轉型，必須有新的替代產業。對于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轉型，不僅僅是一個多投入的問題，最需要的是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形成對各種創業創新活動的吸引力，對民營資本的吸引力，對替代產業的吸引力，這樣才有可能實現轉型，可能更多是一個體制機制問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難度更大，從國外的經驗看，有的資源型城市轉型會經歷幾十年的時間，一些資源型城市隨著資源枯竭可能不得不減少人口，縮小城市規模，甚至經歷城市的衰敗。

　　中國更需要長期債務融資工具支持基礎設施建設

　　記者：1月22號，克強總理表示，要鼓勵地方利用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設立城鎮化發展基金。怎么理解這一政策？這個基金主要用來做什么？

　　徐林：目前國內城鎮化發展基金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股權基金模式，這種模式就是用于城鎮化領域的一些企業的股權投資。另外還有一種基金的模式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貸款，或是投貸結合的融資模式。

　　基金的模式只是解決城鎮化融資中的一個具體做法，但我個人認為，更重要是要為城市化各種各樣的項目，提供與項目融資需求相匹配的融資服務。在中國更需要的，還是基礎設施融資服務。從金融體系看，我們的長期債務融資工具不足，這使得很多城市建設項目不得不采用短債長用的融資模式。短債長用帶來的主要問題是流動性風險，因為大量長期的基礎設施項目，現金流分布期限很長，每年的現金流不多，有一個持續增長的過程。如果有一個長期的融資安排，每年只需要付息，不需要還本，隨著時間推移和現金流的增多，未來再還本就會比較從容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