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對生活不太滿意？很久沒有笑過又不知為何，既然不快樂、又不喜歡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初秋，坐在洱海邊上，在大理古城開客棧的劉麗聽著電影《心花路放》的主題曲，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北京人劉麗曾在首都打拼十年，如今來大理快四年了。在大理，像劉麗這樣“逃離大城市”來定居的人越來越多，被稱為“新大理人”。

　　1976年，美國學者波恩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大意是說大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口增多、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嚴重，導致大城市人向小城鎮、城市人向鄉村流動。我國這個群體雖小，也被籠統稱作“逃離北上廣”——生活理念的多元、一定的經濟積累、交通通訊物流的方便，讓人口“反向遷徙”不再稀奇。大理等適合“詩意的棲居”之地，迎來了打算長居的“云歸派”。

　　有人分析，“逃離”大城市有三種類型：逃避生活的人、尋找生活的人和創造生活的人。遭受打擊尋求“治愈”者有之，“功成名就”覺得“生活在別處”，自由隨性者有之，但最多的還是希冀著“創造新生活”的。劉麗說，開始新生活是“闖”，哪里是“逃”！

　　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上走走，你會有眼花繚亂又新意不斷的感覺：咖啡館里各種精靈古怪讓人眼前一亮，各具特色的客棧充滿家的溫暖，幾家“獨立書店”也會讓人忍不住停下腳步。其實，這背后是來自天南海北的人的個性彰顯，是一股子活潑潑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力量。來到這里，不只是消遣和消費，而是在努力創造——哪怕擺個地攤，能養活自己也是本事。

　　像大理一樣，對于許多文化資源豐厚、環境優美又適合人居的欠發達地區來說，外來人口和文化的涌入，孕育著新的發展模式和“彎道超車”的機會。但對于“落后地區”的管理者而言，如何善待、善用外來人口帶來的“紅利”并非易事。

　　一方面，生態、文化和農業資源亟待“創意、科技和營銷”的注入；另一方面，發展理念、視野視角、產業配套、制度環境等方面的“落差”，也讓新來和舊有呈現出“兩張皮”狀態，本地資源和外來理念、資本“擦出火花”的空間很大。那些期待“彎道超車”的落后地區，更應創新制度管理，補足“短板”，打造寬松便利的創業環境和平臺，讓外來人公平地享受本地的優惠政策。其實，這種“超車”很可能是發展模式和路徑上的，不是去比速度和總量，卻更有示范價值。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一定的人口“反向流動”應屬必然。“逃離”并非是逃避，對于離開大城市追求新生活者而言，從選擇開客棧和咖啡館，到在更廣闊的天地里揮灑創意，詩意的將不僅是生活，還有事業，豈非兩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