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對傳統村落的保護是采用名錄制，即“名錄保護”，就是將傳統形態完整、遺存豐富、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村落，一個個甄選和認定下來，列入名錄，加以保護。這種方式無疑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然而，它是否可以“包打天下”？

　　隨著對傳統村落價值認識的日益提高，一些新的保護方式已經悄然出現。

　　古村落保護區，避免標本化和景點化

　　古村落保護區是指將一個區域內形態相同、人文相關的一些村落（古村落群）整體地保護起來。這些村落有的已經列入國家傳統村落名錄，有的沒有列入，但它們是一個家園化的歷史群落。

　　雖然，每個村落看上去都是個體，但實際上，村落之間的歷史生命彼此相關。在共同的歷史命運、自然變遷、族群演化中或分或合；在相同的氣候條件、自然環境、民族背景和生活方式中，共享著一致的民俗文化。對這種“古村落群”，如果采用單一的個體化保護便會割斷它們的歷史脈絡，使其人文變得孤立而單薄。相反，如果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則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歷史記憶的傳承與傳統生命力的保持。我國非遺保護就確定了一些“文化生態保護區”，效果很好，避免了單一的“名錄保護”把非遺與其文化土壤割裂開來的問題。一刀切地將所有村落全都關上門孤立地“保護”起來，日久天長，就難免會走向標本化和景點化。

　　當然，保護區所指的“古村落群”，必須包含兩大元素：首先必須有列入國家名錄的傳統村落，這是重點。其次，周圍尚有一些村落，雖然未列入名錄，但與列入保護名錄的傳統村落在歷史人文上相互依存，文化生態保持較好。

　　這些年，有些地方雖然沒有使用保護區的概念，但對這種“古村落群”已采取整體或連片的保護方式，比如江西的婺源地區、浙江的松陽地區和黔東南的一些苗寨、侗寨等等。這些地區通過對一個個“古村落群”集體的人文力量進行自我的凝聚、互補與強化，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是古村落保護的成功典范。

　　露天博物館，集中保護零星古建筑

　　露天博物館是一種收藏和展示歷史民居建筑及其生活方式的博物館。

　　它最早出現在歐洲工業革命縱深發展的時代。那時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急劇變化，城市與鄉村不斷翻新，歷史建筑被拋棄，民居更是首當其沖。有歷史文化眼光的人們開始搜集這些“行將滅亡”的老屋，作為先人的人文見證與歷史財富，辟地重建，集中保護，稱之為“露天博物館”。

　　最早的露天博物館建于100多年前（189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吉爾卡登島。近百座由各地遷移來的古代民居，被錯落有致地陳放在一片草木豐盛的坡地上。在今天看來，很像一個古老的村鎮，房舍、教堂、糧倉、雜貨店、作坊、磨房、畜舍、馬廄，應有盡有，室內還有著昔日特有的生活物品，充盈著那時的生活細節。經過了一個多世紀，這里所有的樹木都成了古木，深郁的光影里也已有了歷史的氣息。一些建筑里還安排了古代手藝的活態演示，如陶藝、織布、木刻、食品制作等等，以展示他們祖先的生活情態。

　　數年之后，丹麥人在其北部的奧胡斯、荷蘭人在阿納姆的郊區相繼建成了展示自己先人生活方式與場景的露天博物館。如今，世界上這種露天博物館愈來愈多。從歐美到日韓，從俄羅斯蘇茲達里的老木屋博物館到泰國的老屋博物館，將最難保存的人類遺產——歷史民居及生活細節保存下來。

　　這種保護方式對于我國來說，就更加迫切和必需了。因為我國自2012年啟動的傳統村落名錄認定，只是對歷史遺存整體保存較好的村落而言的，對于整體保存不好的村落，名錄不收，也就不在保護之列。如果一個村落大部分民居都已翻新，卻還殘留著一座祠堂，一座戲臺，兩三座民居，很經典，又很有歷史文化價值，怎么辦？在一個已經“改天換地”的環境里，孤零零的一兩個老民居很難保存，最適合的方式正是露天博物館，也就是把這些散落鄉野的零散又珍貴的民居收集起來，加以集中地保護與展示。

　　本世紀以來，這種嘗試已經開始。比如晉中的王家大院和常家莊園，就是利用已經殘缺的古代莊園為骨架，將周邊地區零散的歷史民居移入，集中而整體地加以保護。再比如私人出資建造的西安關中民居博物館和安徽蚌埠的民居博覽園等，都是將散落四方、無人理睬甚至危在旦夕的民居收集起來，易地重建，精心修繕，達到了很好的保存效果，同時又能供人欣賞傳統和認識歷史。當然，易地重建的原則有如文物的“落架重修”，必須堅持歷史的原真性。雖然露天博物館有很高的旅游價值，但不能只為旅游效益而妄加“改造”，其最終目的還是要以保護文物為主。

　　還必須強調的是，歷史建筑只有在它的原址上才最有價值，不能為搜集它而搬走它。可是，如果無法在原地保存，我們當然不能讓它“坐以待斃”。

　　我們既不能失去一只只從歷史飛來的美麗的大鳥，也不能丟掉從大鳥身上遺落的每一片珍貴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