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年來考古發掘和研究的進展，中國的城市歷史正在不斷改寫和上溯，發現古代城市遺址的范圍也從黃河流域擴大到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早期歷史文獻中一些有關城市的記載，已經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由于夏、商、周三代實行分封制，每座城幾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國。國的數量越來越多，以至有“萬國”之說。直到春秋初（公元前8世紀后期），有記載的國還有一千多個。盡管這些國名義上都從屬于王和上級諸侯，但都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無不將行政功能置于首位。一般來說，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該城的諸侯或貴族的宮室，同時也是該城的行政和祭祀場所。城的四周一般圍有城墻，有的還有相應的防衛工事。由于人口稀少，土地富余，城的范圍可以劃得很大，城內不僅有手工作坊，還可能有農田。相比之下，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動場所反而顯得微不足道。 用今天的眼光看，城市內部這樣的結構和功能并不合理，卻符合當時的實際需要，也體現了當時人的智慧。對每座城的居民來說，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這些都離不開君主和城墻的庇護，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順理成章的。

　　自秦以降，中央集權制度越來越鞏固，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級制度也越來越明顯。以西漢為例，全國1500多座城被分為首都，郡、國（諸侯國），縣、侯國（列侯的封地）、道（設置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政區）、邑（皇后、公主等的封邑）這三個等級，逐級管轄。每座城都設有政府機構，都筑有城墻，宮殿（或衙署）與城墻成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體。

　　西漢的長安城是在秦朝廢墟上新建的城市，事先就有嚴格的規劃。長安城的面積約36平方公里，但城內的主要部分是宮殿，長樂宮、未央宮、桂宮合計約12.6平方公里，加上衙署、倉庫、兵營、監獄等設施，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積供百姓居住。由于城內容不下眾多的官員、貴族，他們大多居住在長安附近新建或擴建的“陵縣”（因皇帝的陵墓而設置的縣）內，以至形成了一個人口比長安還多的城市帶。

　　東漢首都洛陽城的面積約10平方公里，城內的南宮、北宮等宮殿占地約4平方公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留給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過三分之一。

　　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宮殿，但作為地區性的行政中心，相應的衙署和其他行政、軍事機構也會占較大面積，居民能享受到的設施很有限，城市生活的質量很低。

　　在一個農業社會，多數人從事農業生產，離不開自己的土地和家園。除了本來就住在城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貴族、官吏、將士、商人、工匠等，其他人往往選擇鄉居，因為城市對他們并無多少吸引力，城市生活未必比農村生活更美好。

　　東漢末年開始的分裂割據，以及期間反復出現的饑饉、戰亂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壞，但一些新因素也導致了城市的進步。例如，各政權為了增強實力，在城市建設中更講究實效，避免形式；原有宮殿毀壞，或沒有能力建造新的宮殿和衙署，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應增加；人口流動增加了移民，也帶來了不同的文化；佛教傳入后，寺廟成為城市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首都與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觀。

　　以北魏洛陽為例，據《洛陽伽藍記》記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自蔥嶺已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原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這種新氣象，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不曾有過的。

　　唐朝的首都長安已經兼顧了城市的不同功能。長安城由外郭城、宮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構成，是中國里坊制封閉式城市的典型。其中5條干道寬百米以上。街道將城內分為110坊，各坊建有坊墻、坊門，坊內為居民住宅、宮衙、佛寺、道觀等。東西兩市筑有圍墻，市內店鋪、作坊密布，商業繁榮。三條渠道將河水引入城內，以滿足宮苑和景觀用水，并匯成曲江池等風景名勝。

　　唐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范圍最大、人口最多、設施最先進的城市之一，但封閉性結構還是對居民的生活有所影響，對商業和經濟的發展有所限制，這些局限到宋代才得到突破。結合《清明上河圖》的描繪和文獻記載，可以肯定，包括首都開封在內的城市在發展中取得長足進步。

　　因此，盡管在宋代以后，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襲封閉性政治中心的傳統，但在經濟發達地區，“清明上河圖”的模式長盛不衰。如明清的江南，以經濟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市鎮，以天然河流和人工運河組成的交通運輸網絡，以精細農業和商業、手工業和服務業組成的復合經濟，形成了嶄新的城市、集鎮和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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