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和西方技術的糅和

　　漢寶德認為，在中國，老子的自然是道，這樣的觀念就是回到原始簡樸的生活方式，所以“竹籬茅舍”就成為有高度精神價值的建筑觀。而在建筑上把“竹籬茅舍”這種僅以弊身的粗陋居所，轉變為高雅的文士住所，需要一個重大觀念的改變，即素樸的精致化。而中國缺少了把素樸的建筑精致化的精神力量，明以后，在建筑上就與日本分道揚鑣了。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文化上非常特殊的造物，中國式庭園，而把精致的素樸生活拱手讓給了日本。而自然文化在日本則借由宗教的感染力廣為流傳，終于成為生活文化的主流，這種精神通過茶道之類的生活儀式傳遞到居住建筑之中。

　　日本建筑師前川國男在1965年《對建筑藝術中文明的一些感想》一文里闡述了以東方文化彌補西方技術的自覺：“現代建筑是而且也應當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及工程學的堅實基礎上。然而，為何它卻往往會顯出某種非人性的傾向呢？我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并不總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而被創造的，相反，確實為了一些別的理由，例如是為了利潤等。另一種可能是在科學技術及工程學內部也包含了某些非人性因素。當人們企圖理解某一現象時，科學就對它進行分析，把它肢解為幾個盡可能簡單化的要素。例如，在結構工程學中，當人們試圖理解某一現象時，就采用了簡單化和抽象化的方法。問題是，這種方法的使用是否會導致脫離人類現實……我們必須回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從而探求能產生倫理革命的力量是否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寶庫中。否則，我們就和湯因比一樣，要在東方或日本的文明中去尋找它。”弗蘭姆普敦認為，通過這種悖論式的提議，即傳統的東方文化在本質上有可能作為一種彌補西方技術專政的力量而生存下去的觀點，使國際風格的時代不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走向決定性的終結。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開啟了對現代建筑的本土改造，日本現代建筑走上國際舞臺。而自80年代后期開始，從丹下健三開始，到禎文彥、安藤忠雄、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伊東豐雄，再到最近的坂茂，日本建筑師獲得了普利茲克獎的群體性肯定，也奠定了日本當代建筑的超然地位。在這一群體中，隈研吾清晰表明了自己對西方建筑的反叛姿態。在他看來，處于與自然精神分裂中的西方建筑的造型，常常表現為戰勝自然的倨傲姿態—以薩伏依別墅為例，柯布西耶用底層架空的造型，宣布將建筑從有害的自然中拯救出來。與此相反，隈研吾將他的建筑看作是被自然打敗的“負建筑”。他特別強調“負建筑”里的“負”，乃是勝負的“負”。而作為對西方建筑墻壁型垂直造型的反思，隈研吾確立了一種反造型，以日本傳統建筑“地板型”的水平意象來弱化垂直形態。而在安藤忠雄的設計中，雖然也對現代都市環境不滿，也不同于柯布西耶底層架空的對抗意識，而是借鑒了傳統庭院建筑的方式，以外觀封閉而向著內庭開敞的姿態，將建筑從日常都市的繁雜中切割出來。安藤忠雄的另一種切割則是從材料上著手，在1972年建造的住吉長屋中，他一改現代建筑常用的大玻璃表面的開放性，而采用了厚重的混凝土。對他來說，混凝土是使“陽光創造表面”的最適宜材料。“在這里，墻變為抽象的、被否定的、接近于空間的最終極限。它們的現實性消失了，只有它們所包圍的空間才是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