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城市病有中國特色，雖然在現象上跟其他國家的大城市病基本一樣，但形成機理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特有的體制和機制性因素，主要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9月17日，在“2014年中國城市發展高峰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巡視員林家彬提出了上述觀點。

　　林家彬認為，由于地方政府過于重視招商引資、圈地賣地等資源配置事項，造成了城市功能過度集聚，繼而出現“城市病”的現象，而這背后，主要是五個體制和機制性的原因。

　　其一，是地方干部選拔機制、政績考核體系。目前，中國的干部選拔機制仍是“組織選人、上級選下級”；政績考核體系則是以經濟發展指標為核心，雖然體系不斷完善，但是總的來說，過去二三十年考核體系的核心仍沒有變化。

　　林家彬表示，這樣的選拔考核體制，使得地方政府十分重視經濟發展，“重面子輕里子，容易出政績的地方會花大力氣做，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比較輕視”。

　　其二，是財稅體制。其重要特征表現在企業稅收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的稅收的主要來源，從全國口徑來看，企業稅收占比超過9成，而來自于居民直接繳納的稅收只占總額的百分之八點幾。

　　對此，林家彬認為，即使大城市產業過度集中，應該向外逐漸轉移，但為了財政收入，地方政府仍會盡量把企業都留在城市中，“城市發展中政府更親商而不是親民，把招商引資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對民生沒有那么關注”。

　　其三，是二元的土地制度。農村土地名義上是農村集體所有，實際所有權并不完善，只有經過城市政府征地才能變現、改變用途，“這為城市政府圈地賣地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條件”，分稅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千方百計的找收入渠道，最簡單最便捷的就是賣地”。

　　其四，是不合理的規劃制度。目前，圈地賣地以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為依據，但是，上述規劃需要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作為依據，為了獲得擴大城市建設用地表觀上的合理性，城市政府“把未來的經濟指標、人口指標拼命做大”，導致了規劃十分不科學。

　　其五，是中央和地方關系，包括城市體系。現行體制中，城市是分為五個級別，直轄市與省同級，而級別越高的城市，獲取資源的博弈力量就越強，因此，各種行政資源不斷向層級比較高的城市集中。

　　林家彬認為，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對城市發展的方向、結果起到非常重要的決定性作用，而正是上述五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地方政府在大力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造成了城市功能過度集聚，最終導致了“城市病”的出現。

　　林家彬還提出，解決“城市病”需要在治理理念上有所創新，目前社會治理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公權力過為強大，過多的進入了私人領域”，應該提倡治理新的模式，體現多元主體，使得社會生活各種利益主體都能“參與、協商、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