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歷史街區的再利用，商業化是否為最合適的路徑？

　　魏孝宇：以迪化街為例，除了原有南北雜貨與中藥材商號及布匹商號外，主要新移入的商業業態，以文創工作室為主。周邊還有文創商品的展售，以及很多特色咖啡店。假日里，這里有許多導覽活動，以及文創市集。這些產業之所以進駐，主要因為建筑空間的特性以及整個歷史街區的氛圍，也與媒體傳播有關。對這里有興趣的，無論游客還是創業者，都是對文化歷史感興趣的朋友。

　　就目前發展條件看，我認為歷史街區的保存，不應是死的建筑保護，而應是一種持續的生活，讓人文在其間得到發展。歷史街區之所以有價值，主要是其間孕育了某一地區的發展，化為這個地區人們的共同記憶。這樣的空間記憶是一部分，最重要的，還是其間人文活動的延續或創造新生命。當然，在歷史街區內都會有幾棟大宅，本身在建筑藝術上就具備保存價值。

　　歷史街區是否商業化，端看該歷史街區在這個時空下宜發展為何種功能。不一定是商業化，也可多半維持原有的居住功能，當然因為觀光旅游的帶動，開始出現商業化的使用可能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但利用中的歷史街區保存，始終是我認為一種比較好的方式。

　　對“代為拆除”的限制

　　記者：在城市更新方面，臺北是否發生過一些與大陸相似的矛盾？

　　魏孝宇：2012年，發生過一次“文林苑事件”，是臺北當局在都市更新（編者注：即城市更新）中，強行拆除，結果引發沖突。

　　實際上，在臺北，都市更新主要由民間發起。和大陸多采取的動遷方式不同，臺北是就地安置。一般而言，開發商要在一個地區發起更新，首先要召開說明會，向所有住戶說明，自己發起的更新范圍是哪里，將來改建后預計將是多大、幾層樓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開發商需給出更新條件，即所有住戶在改建后，會分配到多大的改建后房屋。也就是說，所有住戶都就地安置在改建后的房屋中。

　　從更新發起到實施，一共分為四個階段。從劃定更新單元，到更新概要計劃、更新事業計劃，再到最后的權利變換計劃。這樣劃分主要是因為，整合所有住戶的意愿，一般需要很長時間，每個階段會設有不同的同意比例規定，有助于更新整合住戶同意。城市更新的法規中，有所謂“政府代為拆除”的規定。“文林苑事件”之所以發生，正因當局依據此法規進行拆除，遭到居民對抗。

　　目前這條法規仍存在，只是大法官認為有“違憲”之虞。所以，當前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在審查時，會要求在最后的“權利變換”階段達到100%同意，即，必須取得全部居民同意，開發商才能進行更新，而不采取“政府代為拆除”的手段。因為，開發商在改建過程中，會分到一大筆改建后的房屋。如果讓政府代為拆除，令更新案得以實施，會讓開發商獲得利益。以反對“代為拆除”者的立場看，這就讓“代為拆除”失去了維護公共利益的正當性。不過，在都市更新條例中，并無“必須100%同意”的規定，這是審查中的內部規定。

　　記者：這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魏孝宇：因此，現在有了所謂“代理實施”的方式。也就是說，開發商是一個專業的投入者，帶著技術和資金，與所有權人合作。但開發商不參與分配更新后的房屋，僅收取服務費用。這樣的方式，比較符合溢價歸公的正當性原則。

　　早些年，土地取得較為容易。當時臺北仍有一些空地，也有一些公有土地釋出，都市更新案數量還少。所以，當時有關都市更新的辦法，并未被一般民眾注意到，也未被媒體報道。民眾只是知道房屋改建就是原有的法定容積，而不完全知道都市更新獎勵容積的申請，對開發商提出的改建條件，也多半比較滿意。

　　現在，私有土地多已開發，而公有土地因政策禁止出售，也無法取得。開發商要取得土地材料，唯有通過都市更新，整合已達改建年限的房屋。當下在臺北，開發商獲得暴利的機會微乎其微。從購地開發轉向整合開發，要投入更多時間、專業、人力和資源。

　　因此，很多傳統的開發商都轉往臺灣地區中南部發展，也意外造成中南部地區的開發榮景。

　　這樣一來，大范圍更新的項目，變得很少。這也間接形成了城市的特色。當然，其中也有協調整體風貌、公共空間的措施。這些措施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辦理城市更新時，會有所謂獎勵容積。政府將都市設計準則一類內容，融入了申請獎勵的辦法中。比如，鼓勵沿著街面向后退縮，讓出人行道，讓出的人行道可以取得相應的獎勵容積，再規定人行道應如何設計，等等。第二部分，除了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會審查更新案，還另設有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對建筑方案進行審查。比如協調性部分，如顏色、材料等。這兩個委員會共有三四十位政府代表及專家委員。因二者聯動相關，所以兩個委員會是聯席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