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客觀地去看待這四個問題，不能籠統地說，大城市還不夠大，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樣復雜的地理、氣候，中國的城市不可能都是大城市，而比較理想的是，中國有特大城市，有數量稍多的大城市，然后有數量更多的中小城市，然后有數量巨大的小城鎮。這才是一個理想的中國的城市化結構，實際上這樣的一個城市結構應該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中國社會共識。但是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大城市具有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會優先得到發展，但是同時因為特大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沒有辦法去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資源短缺的問題，環境問題，它的這個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隨著城市規模的增長，會呈現一個邊際遞減的規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還會發展，但是總有終止的時候，而在未來我更加期待的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得到發展。

　　“先污染后治理”的說法源自中學政治課本

　　鳳凰網：我們小時候接受的教育一直在強調，中國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據您了解，這樣一個說法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興起的？

　　李迪華：我曾經去查文獻，我想找到這個說法到底怎么來的，最后在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找到了。我們談到這個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反正在我讀中學的時候，政治課本里有這么一句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當然，從我讀中學到現在，30年過去了，很顯然中國沒有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個人的看法是人類的發展有一些共性，“先污染后治理”表面上講，我們可以吸取西方國家走過的發展道路教訓，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往往都會面臨著一個問題，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很顯然，“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理是中央從理論上提出來的。

　　鳳凰網：但是中國這幾年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了。

　　李迪華：到了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要解決社會問題，發展問題，首先必須發展經濟，當中央明確要保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同時，又制定了另外一條發展的政策，這個政策用小平同志的一句話就是“發展就是硬道理”。所以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產生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優先選擇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生態保護和環境保護，所以就導致了過去30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高速增長，但是同時國家已經用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解決環境問題。但是問題是我們已經看到的環境問題解決了，然后隨著生產規模、城市規模的擴大，新的環境問題又產生了，所以不斷地有新問題出現，所以我并不覺得今天的環境問題完全歸結于政府不重視環境保護，完全不是這樣的。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是非常重視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治理的，但是坦率的說面對著快速的經濟增長，今天已有的這些政策、措施，還有力度都不夠，不足以應對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新的環境問題。

　　當今中國環境問題跟西方當年環境問題不具有可比性

　　鳳凰網：那么和當年西方國家工業化時期相比，中國的污染問題是不是更嚴重？

　　李迪華：有不少專家在做這樣的比較，但是坦率地說，我覺得這些比較都是不全面的，因為它們的特點不一樣，西方的環境污染問題當時爆發的時候，還沒有環境治理的觀念，雖然有人提出來了要進行環境污染的治理，但是那個時候沒有環境污染治理的觀念，也沒有相應的環境污染的治理技術。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出現這些環境污染問題的時候，其實已經和全世界一樣有了環境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的觀念，也掌握了很多的環境污染治理的技術。但是由于中國發展得太快了，很多的問題知道該怎么做，但是沒有做到，或者來不及做到。所以我個人認為，今天中國的環境問題跟西方當時出現的環境問題不是特別具有可比性，但是也有一些可以比的，比如它出現的方式、規模、影響，這些都是有類似之處的。

　　今天中國的污染，除了大氣污染之外，就是水污染。舉個特別通俗的例子，2001年我在德國考察的時候，在科布倫茨的河邊，我就特別感慨，特別興奮。我看到萊茵河上，周末的時候很多人劃著獨木舟在河里面運動，我就拿著相機，然后就坐在河邊的石凳上，特別開心地看著他們，恨不得自己也跳到河里面去。這個時候特別好玩，過來一個德國老人，他主動過來跟我說話，說你知道30年以前這條河是什么樣子嗎？因為當時我對德國的環境保護的歷史并不了解。我說30年前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啊？他說不是，不是，不是。他說30年以前，你別想從這個河里撈上來一條魚，你能撈上來的都是skeleton。我當時一震，我說怎么會撈出人的這個骨架來？他說不是，是魚的骨架。

　　他說30年以前萊茵河里面連死魚都撈不到，只能撈到死了很久的魚的骨頭。后來我回來問我的老師，德國當時是不是這個樣子，他說就是那個樣子。我想告訴大家在幾十年以前，歐洲也發生了跟中國同樣的環境污染，但是他們只是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就很快地治理好了環境污染，所以今天到歐洲去，肯定見不到像中國這樣污染的河流。同樣，大家非常關心大氣污染，這是跟我們更加直接的一個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