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華：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副教授。

　　您認為社交的城市與宜居的城市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李迪華（以下簡稱李）：交往的城市應該是所有城市的必要條件，但它只是宜居城市的一個充分條件。只有能做到為所有人提供充分交流機會的城市才可能是宜居城市。而且這種交往應該是跨越階層的，是一種所有人都能平等交往的狀態。

　　我有一次去安徽一個十幾萬人口的縣城和副縣長一起在城里走，遇到散步的市民，他們和副縣長打招呼“來了！”副縣長回答“來了！”這特別樸素的兩個字，就反映出城市居民之間非常親近的一種關系，我覺得這兩個字背后表達的就是城市中人與人之間應有的一種關系。還有新疆的石河子市民廣場，原本廣場周圍居住區不多，人氣不足。后來，政府就將一半的市民廣場改造成了一個夜市，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在那里擺攤，每天晚上10點至12點城市主干道封閉變成步行道，這座城市就變成一個非常有趣的交流空間。

　　所以城市無論從規劃、設計和管理方面都應該努力主動去創造這種交流的機會，現在更多的實際情況是，不少城市總是以生態的名義、道德的名義、歷史文化和品位的名義搞各種大尺度的形式主義建設，無視公眾最基本的交往心理需求。

　　您剛剛所講述的兩個案例都是來自小城市，對于北京這樣的大都市，社會交往存在怎樣的問題？

　　李：城市生活的顯著特點是我們的家務勞動工具化、社會化之后，閑暇的時間增多。洗衣被洗衣機代替，超市里有干凈的蔬菜，還可以送貨上門。我們可以利用的閑暇時間實際上卻并沒有增多，因為大城市的通勤時間很長，節省的時間卻又都浪費在了路上。大部分人能夠拿出來到自己所居住的社區進行公共交往的時間很有限。每個人回到家中就已經精疲力竭了，能夠做的也就是填飽肚子，然后睡覺。第二天再匆匆忙忙地趕去上班，所以跟鄰居見面的時間也就只在電梯里，在離開小區的公交站。若你貿然打招呼，對方可能不會搭理你，可能還會以為你心懷不軌。這些問題夾雜在一起，變成了生活在大城市中人們思想觀念的負擔，不少人對交往存在恐懼感，不熱衷于和周圍生活距離最近的鄰居們交往，成為大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進而人們普遍地認為大城市人情冷漠—這只不過是一種表象，不反映人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和需求。

　　城市居民越來越“宅”，是因為人們對交往的需求降低了嗎？

　　李：因為生活的便利，從某種意義上減少了人交往的機會。宅的人并不一定缺乏交往，只是現實中的交往變成了網絡交往，從這個意義上講，是科技發展促使了社會分化。宅也是一種替代，面對面的交往被網絡的交往所替代。此外，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往往對交往懷有恐懼感。通過網絡的交往不存在面對面交往的風險。網絡交往有積極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有益的補充，但不能夠替代面對面的交往。城市建設絕不能因為大家有網絡交往、交流就認為可以忽視城市公共交往空間、場所的建設。實際上，一些社會經濟特別發達的國家，對網絡交往采取保留態度的人越來越多。如丹麥，很多人手機號只有自己家人或者特別要好的朋友才知道，手機號一般是不用于工作的，研究生打自己的導師手機總是誠惶誠恐。

　　這里存在一個心理學的問題，比如一個人單獨去爬山，在荒野遇到一個不認識的人，彼此都肯定更樂意講幾句話。人頭攢動的城市街道上，一般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從城市設施建設情況看，越是低密度的小區，公共服務設施越完善，能為居民提供更多的交往的機會。越是高密度的居住小區，居民交往需求密度越高，相應設施卻普遍越少，這是城市建設的不足。

　　此外，今天的社區管理是行政化的。城市社區是最低一級的行政機構，本來應該是居民自發的、自我管理的社區機構，常常被理解“管人”的或者城市基層福利機構，彼此缺乏平等互信，因而都不會主動做促進社區各個層次人群交往和促進社區融合的事情。今天城市社區管理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