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可能建造一種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義又不刻意追求視覺效果的建筑呢?”在當下中國各大城市大興土木，急欲通過以廣泛建造造型奇特、體量巨大的所謂地標性建筑的方式來表現城市發展，彰顯政績和張揚財富之時，日本建筑界領軍人物隈研吾卻在《負建筑》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詰問。

　　對一座建筑來說，要成為城市標志，不僅僅是視覺形象的問題，它更應能夠提升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使城市居民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同時，地標性建筑應該能夠拉動城市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后期商業運營發展，整合配置產業資源，聚集金融、電子、人流、信息等社會資源，在區域周邊衍生出一系列的配套產業需求，可擴大消費，安置人員就業，從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體上促進城市或區域的經濟增長。

　　長遠而言，地標性建筑應能在人們長久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對其產生價值認同感，人、建筑與環境三者之間應該能夠產生互動與激勵，形成良性的強力循環，孕育場所精神，產生依賴情感，最后催生地標的誕生。因此，能否作為標志性建筑，本身并不在于建筑到底有多少高度、多大體積、多少投資這樣簡單的數字，而在于建筑在城市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最新、最高、最現代并不能作為地標性建筑的標志，盲目追求效果，胡亂建造的地標性建筑，最終只能失去其真正的“標志功能”。

　　隈研吾在其《負建筑》一書中指出：“我們的欲望讓我們把建筑物從周圍環境中分割出來，我們忘記了建筑的本意是讓我們容身，讓我們居住地更舒服，而不是一味地將建筑當成‘物’，在其身上畫滿了各種符號，直至將我們自身淹沒。”建筑物與人的關系是互為作用的。一方面，建筑是人創造的，人對建筑物的興建、維護起著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建筑的發展又不斷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對人和周圍的環境進行著改造。人對于建筑物的決定作用是顯性和具體的，但建筑物對人的影響卻是隱蔽而深遠的。建筑物所體現出來的審美趣味、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都是能動的東西，在不同建筑物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的影響下，人們會產生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追求。可以說，一個民族的共同建筑文化不僅表現該民族的共同心理，也創造了該民族的共同心理。

　　時下，我國各大城市興建地標性建筑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這些龐然大物要么在建筑高度和建筑規模上互相攀比，爭當世界第一;要么造型奇特，用不合理的結構來獲得視覺沖擊。其結果是單純使用高技術、昂貴材料，耗費幾倍于合理建筑的能耗，動輒花費十幾億、幾十億的建筑成本。更重要的是其建筑效率低，隱患堪憂。建筑物最大的忌諱是大懸挑、高重心、偏斜扭轉，而恰恰就是這些，在當今中國城市大行其道。

　　美國城市建筑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說：“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中國建筑界時下的精神狀況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社會精神狀況的一個反映。中國的標志性建筑不應該純粹追求高技術、新科技，更不應一味地爭當第一，而應該依據當地當時的經濟、技術、文化背景和現實需要來設計建筑。尤其是落后地區，那里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尖端的技術，而是最適宜的技術。另外，不管是設計師還是政府的決策者都應考慮到建筑的責任和精神。建筑應該以振興社會為己任，它不是設計師為了獲得自由創作快感的作品，更不是權貴彰顯個人政績的象征物。

　　“建筑”的英文原意乃是“收容”，建筑的本源是收容人，讓人安身立命。那么，處于天地間的建筑物應是地球生物圈這一有機整體中能與自然進行物質循環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是與環境和諧共生的。建筑大師賴特說，“建筑應生于土地，沐于陽光。”其代表作品流水山莊建于半山的溪澗之上，上有濃蔭遮蔽，下有流水過戶，建筑融于自然之中，成為自然的一部分。

　　反觀時下在中國各城市大行其道的地標性建筑，突兀于大地之上，能耗大、污染重、浮躁、喧囂、虛榮、奢侈，對于形式的過分追求使其早已遠離了建筑的本質。相信，一個好的建筑，不僅僅是形式富有美感，材料、技術新穎的建筑。一個好的建筑更需要從社會學、人類學、環境學、生態學等方面去研究、規劃、建設，那才是人類能夠安身、安心的幸福棲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