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清流縣嵩溪鎮元山村村民楊宏來到自己的花棚，照看那15畝非洲菊。如今正值冬季，花棚里的花被“雙層”棚頂保護著，再加上四周可以隨意卷起放下的“塑料墻”，這花棚里的花，一點也不擔心被凍著。

　　“如果再冷點也不怕，我就用臉盆燒好炭掛在大棚里，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凌晨4點，再冷的天，花也一樣長得好看。”楊宏講起這防寒措施來，顯得十分流利。這些技術，如今的楊宏都已經可以為人師了，教楊宏這些技術的，是一位名叫黃宇翔的教授，而楊宏剛開始種花的那些日子，碰到任何的技術難題，楊宏都要去問黃教授。

　　2008年，楊宏從廈門打工回來，開始嘗試養花。自己從來沒涉足過的，為什么敢去嘗試？楊宏說，還是因為黃教授他們親自帶頭養花賣花，見能賺錢，有成效，才敢嘗試。

　　黃宇翔其實是省農科院的一名鮮花種植方面的研究員。2005年，黃宇翔來到清流縣嵩溪鎮，與里田村的一名花農鄒雄亮合建了“鴻翔農莊發展有限公司”。正是這個公司，讓黃宇翔留在了清流。而黃宇翔的留下，也為清流還未成形的鮮花產業，注入了科技元素。

　　以前，清流的鮮花種苗都是靠從昆明、廣州等地進口。“從外地進口的種苗，有些無法馬上適應當地的氣候、土壤等環境。”黃宇翔說，加上進口的路費，這種苗的成本就高了，競爭力當然下降。

　　因此，黃宇翔利用自己的技術，開始研究種苗。

　　從2006年在一家小學租的簡房，到2007年利用一家廢棄造紙廠改建，黃宇翔帶領著鴻翔農莊的團隊，成立了組培中心。如今的組培中心共上下兩層，有250多平方米，年產能超過600萬（株）苗。

　　于是，清流縣有了屬于自己的種苗。這些種苗都放置在玻璃杯中。農戶要種植，就可將“杯苗”直接帶去田里種。以前進口的種苗為節約運輸空間，都是從杯中取出來的“裸苗”，裸苗十分脆弱，再加上長途跋涉顛簸，很容易受損，一受損，成活率就低了。

　　從“裸苗”到“杯苗”，成活率上去了，還減少了運輸成本，從根本上說，是享受到了科技服務的便捷。因為科技就在身邊，所以便捷。

　　這種便捷，最能夠體現在花農平時種花養花的各種大事小事里。

　　“2008年春末夏初時，有一天我發現花葉有些白色的影子。當時只是在一個棚里發現幾株花葉這樣，便沒太在意。沒想到，第二天，整個大棚里的花全部感染了，所有的葉子像打了一層霜。我便馬上打電話給黃教授，他們沒多久就配好藥過來了，然后手把手地教我怎樣打藥……”楊宏回憶道。

　　“就在五六天前，嵩溪農機站站長曾玉清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在開會，沒辦法與他長時間交流，就聽著他講述情況，他說他的非洲菊葉子變得很硬，很脆，顏色發暗。我讓他把葉子拍一張照片用彩信傳給我，我推斷是受到附線螨危害了。開完會我就跑去他那處理這事了。”黃宇翔說。

　　像這樣的“騷擾”，已經不勝枚舉。但正是有了這樣的“騷擾”，才有了清流花卉蓬勃發展的今天。2005年，清流縣還只是在里田鄉有270畝左右的花田，“很多農民當時還以為非洲菊是菠菜。”黃宇翔說，如今，全清流縣花卉面積已突破8000畝。很多農民，也因為種花而富了起來。“一畝地種花的成本也就8000元到1萬元的樣子，收入的話，好年頭每畝超過3萬元，一般的年份也有2萬元左右。”據花農巫桂亮介紹，一般的家庭都會種個10畝左右，年收入10萬元是沒什么問題的。

　　記者手記

　　指導，不如“一起搞”

　　科技服務農業的好處大家有目共睹，然而，為什么在清流就能夠將科技服務留在了身邊？

　　傳統意義上的科技服務農業，只停留在“指導”層面。幾位專家，到基層指導、解決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就走了。可是，當專家走后，農民們遇到的新問題，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怎么辦？

　　指導，不如“一起搞”。黃宇翔將自己的技術與公司相結合，自己的公司不僅要承擔科研開發、技術幫助、難題解決等問題，還要進行種苗培育，并且帶頭種花、養花、賣花，與農民一起“搞產業”。搞活了產業，大家都有得賺。

　　農民賺到了錢，能夠過上好日子。而公司賺到了錢，還能支持科研發展。“跟以往在實驗室里埋頭研究不同，在基層我其實更接近科研的本來面目。”黃宇翔說，以前要找一個科研選題，只能通過上網搜尋那些別人沒做過的研究，而如今，在基層面對各種現實問題，都能給他科研上的靈感。

　　比如，清流縣種植非洲菊的農戶最多。非洲菊的組培苗栽培機制主要是泥炭土、珍珠鹽等，成本較高。根據清流縣的實際環境，黃宇翔的團隊研究開發出一種新的適合非洲菊的組培苗栽培機制：泥炭土加上木屑加上黃土。而木屑和黃土這些，在清流到處都是。這樣一來，每株非洲菊組培苗栽培機制的成本從以前的1毛，降低至0.4毛。而這一份研究，于2012年成功申請到國家專利。

　　從2005年到現在，黃宇翔已在嵩溪鎮待滿了七個年頭。這七年，他已不再是單純地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考慮到農民增收，這樣才能夠確保自己公司的效益增長，而經濟效益的增長，又能支撐更優更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用他自己的一句話說，他已經與農民是利益共同體。

　　科技服務農業，跳出“指導”的表面，讓“科技”與“農業”這種“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能夠轉換成一種合作，并且互相促進。（記者李烈通訊員沈昌培）

　　1月24日，清流縣嵩溪鎮元山村村民楊宏來到自己的花棚，照看那15畝非洲菊。如今正值冬季，花棚里的花被“雙層”棚頂保護著，再加上四周可以隨意卷起放下的“塑料墻”，這花棚里的花，一點也不擔心被凍著。

　　“如果再冷點也不怕，我就用臉盆燒好炭掛在大棚里，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凌晨4點，再冷的天，花也一樣長得好看。”楊宏講起這防寒措施來，顯得十分流利。這些技術，如今的楊宏都已經可以為人師了，教楊宏這些技術的，是一位名叫黃宇翔的教授，而楊宏剛開始種花的那些日子，碰到任何的技術難題，楊宏都要去問黃教授。

　　2008年，楊宏從廈門打工回來，開始嘗試養花。自己從來沒涉足過的，為什么敢去嘗試？楊宏說，還是因為黃教授他們親自帶頭養花賣花，見能賺錢，有成效，才敢嘗試。

　　黃宇翔其實是省農科院的一名鮮花種植方面的研究員。2005年，黃宇翔來到清流縣嵩溪鎮，與里田村的一名花農鄒雄亮合建了“鴻翔農莊發展有限公司”。正是這個公司，讓黃宇翔留在了清流。而黃宇翔的留下，也為清流還未成形的鮮花產業，注入了科技元素。

　　以前，清流的鮮花種苗都是靠從昆明、廣州等地進口。“從外地進口的種苗，有些無法馬上適應當地的氣候、土壤等環境。”黃宇翔說，加上進口的路費，這種苗的成本就高了，競爭力當然下降。

　　因此，黃宇翔利用自己的技術，開始研究種苗。

　　從2006年在一家小學租的簡房，到2007年利用一家廢棄造紙廠改建，黃宇翔帶領著鴻翔農莊的團隊，成立了組培中心。如今的組培中心共上下兩層，有250多平方米，年產能超過600萬（株）苗。

　　于是，清流縣有了屬于自己的種苗。這些種苗都放置在玻璃杯中。農戶要種植，就可將“杯苗”直接帶去田里種。以前進口的種苗為節約運輸空間，都是從杯中取出來的“裸苗”，裸苗十分脆弱，再加上長途跋涉顛簸，很容易受損，一受損，成活率就低了。

　　從“裸苗”到“杯苗”，成活率上去了，還減少了運輸成本，從根本上說，是享受到了科技服務的便捷。因為科技就在身邊，所以便捷。

　　這種便捷，最能夠體現在花農平時種花養花的各種大事小事里。

　　“2008年春末夏初時，有一天我發現花葉有些白色的影子。當時只是在一個棚里發現幾株花葉這樣，便沒太在意。沒想到，第二天，整個大棚里的花全部感染了，所有的葉子像打了一層霜。我便馬上打電話給黃教授，他們沒多久就配好藥過來了，然后手把手地教我怎樣打藥……”楊宏回憶道。

　　“就在五六天前，嵩溪農機站站長曾玉清打電話給我，當時我在開會，沒辦法與他長時間交流，就聽著他講述情況，他說他的非洲菊葉子變得很硬，很脆，顏色發暗。我讓他把葉子拍一張照片用彩信傳給我，我推斷是受到附線螨危害了。開完會我就跑去他那處理這事了。”黃宇翔說。

　　像這樣的“騷擾”，已經不勝枚舉。但正是有了這樣的“騷擾”，才有了清流花卉蓬勃發展的今天。2005年，清流縣還只是在里田鄉有270畝左右的花田，“很多農民當時還以為非洲菊是菠菜。”黃宇翔說，如今，全清流縣花卉面積已突破8000畝。很多農民，也因為種花而富了起來。“一畝地種花的成本也就8000元到1萬元的樣子，收入的話，好年頭每畝超過3萬元，一般的年份也有2萬元左右。”據花農巫桂亮介紹，一般的家庭都會種個10畝左右，年收入10萬元是沒什么問題的。

　　記者手記

　　指導，不如“一起搞”

　　科技服務農業的好處大家有目共睹，然而，為什么在清流就能夠將科技服務留在了身邊？

　　傳統意義上的科技服務農業，只停留在“指導”層面。幾位專家，到基層指導、解決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就走了。可是，當專家走后，農民們遇到的新問題，正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怎么辦？

　　指導，不如“一起搞”。黃宇翔將自己的技術與公司相結合，自己的公司不僅要承擔科研開發、技術幫助、難題解決等問題，還要進行種苗培育，并且帶頭種花、養花、賣花，與農民一起“搞產業”。搞活了產業，大家都有得賺。

　　農民賺到了錢，能夠過上好日子。而公司賺到了錢，還能支持科研發展。“跟以往在實驗室里埋頭研究不同，在基層我其實更接近科研的本來面目。”黃宇翔說，以前要找一個科研選題，只能通過上網搜尋那些別人沒做過的研究，而如今，在基層面對各種現實問題，都能給他科研上的靈感。

　　比如，清流縣種植非洲菊的農戶最多。非洲菊的組培苗栽培機制主要是泥炭土、珍珠鹽等，成本較高。根據清流縣的實際環境，黃宇翔的團隊研究開發出一種新的適合非洲菊的組培苗栽培機制：泥炭土加上木屑加上黃土。而木屑和黃土這些，在清流到處都是。這樣一來，每株非洲菊組培苗栽培機制的成本從以前的1毛，降低至0.4毛。而這一份研究，于2012年成功申請到國家專利。

　　從2005年到現在，黃宇翔已在嵩溪鎮待滿了七個年頭。這七年，他已不再是單純地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考慮到農民增收，這樣才能夠確保自己公司的效益增長，而經濟效益的增長，又能支撐更優更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用他自己的一句話說，他已經與農民是利益共同體。

　　科技服務農業，跳出“指導”的表面，讓“科技”與“農業”這種“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能夠轉換成一種合作，并且互相促進。（記者李烈通訊員沈昌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