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與避暑山莊的緣分應(yīng)該追溯到20年前，當(dāng)時的避暑山莊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歷來光顧的人不多，20年前，雖然已經(jīng)有了一些旅游者，但也還不多，稍稍變得有點熱鬧。余秋雨當(dāng)年的住所正在避暑山莊背后，是一個部隊招待所，簡單而干凈。回憶起來：“剛到那天的薄暮時分，我一個人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fā)呆。查過地圖，知道這山嶺就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么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時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想著的時候，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里，遠遠的，靜靜的，純純的，悄悄地，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

　　因為這種好奇，避暑山莊對于余秋雨，更是產(chǎn)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匆匆講完幾次課后，便一頭埋到了山莊里邊。因為感觸很深，余秋雨寫下了《一個王朝的背影》。他寫道：“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jīng)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jù)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nèi)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山莊外面還有一圈被稱之為‘外八廟’的寺廟群，這暫不去說它，光說山莊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主要是開闊的湖區(qū)、平原區(qū)和山區(qū)。尤其是山區(qū)，幾乎占了整個山莊的八成左右，這讓游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xí)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因為這篇文章，余秋雨感到承德與自己有了血肉關(guān)系，承德似乎也就成了自己的城市，他開玩笑地說：“如果有人說承德不好我就會生氣了。人有時候就是這樣，由于文章的因緣，就會和這個地方建立關(guān)系，哪怕是很遙遠的和我們國家沒有關(guān)系的地方。我去過很多地方，中東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也去過，我的妻子現(xiàn)在看到電視里我去過的哪些地方打仗或者是小孩流離失所，就覺得這個地方與我有關(guān)，我去過，她就會掉眼淚，這都是很遙遠的地方，更不用說承德這種和我們歷史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方。所以對我來說，承德是我的城市，承德是我的地方，即使我不來，我心中老是在想著承德。如果有機會，我準(zhǔn)備下次帶我的妻子再來一次。”

　　康熙心中的長城

　　雖然余秋雨曾經(jīng)在《都江堰》中寫過：“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但是，對于長城，他還是懷著感情。他建議承德市在做避暑山莊文章的時候，同時要了解它的背景，并且他還希望承德市能夠引導(dǎo)游客到壩上看長城，看木蘭圍場，甚至看看紅山文化的遺址。

　　余秋雨說：“康熙當(dāng)年經(jīng)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山林草澤間徘徊，尋找著自己生命和事業(yè)的依托點。他每次經(jīng)過長城，對著多年失修，已經(jīng)破敗，受到過歷代帝王切切關(guān)心的城墻，想了很多。他思考的結(jié)果可以從1691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諭是：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qū)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dāng)。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余秋雨認(rèn)為，這番話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他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jié)”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像是找到了一個遠年知音。由于康熙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此他也覺得不無痛快。不過，余秋雨也表示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修理長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長城永遠作為中華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余秋雨說：“‘修得安民’云云說得過于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shè)立‘木蘭圍場’;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shù)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guān)系，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后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里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于此。把復(fù)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zhuǎn)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對于余秋雨來說，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就這樣被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

　　避暑山莊是康熙的“長城”，與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長城相比，哪個更高明些呢?余秋雨表示，我國已經(jīng)實實在在走到了一個非常大的生態(tài)文化的所在地，每天都能遇到生態(tài)文化的命題、地球老化的問題、溫室效應(yīng)的問題，既然康熙皇帝能讓文武百官從北京來看看更遼闊的北方的天空、藍天和草地，那么避暑山莊現(xiàn)在該如何吸引北京的游客來承德呢?

　　最后，余秋雨說：“我們已經(jīng)從文本文化大跨步地走向傳播文化和生態(tài)文化，在這個意義上，避暑山莊也要從農(nóng)耕文化里走出來，因為它本來就不是農(nóng)耕文化，是山水文化，所以新時代的人更愿意把景觀當(dāng)成書來讀。因為我走的路比較多，很多人問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兩者關(guān)系如何?對我來說，路就是書，不是兩個完全獨立的關(guān)系。隨著人們在和平的日子里，有時間來來去去的旅游，所以景觀性的文化存在將是下一波文化大繁榮非常重要熱點，它可以讓很多人從書房，從大學(xué)講壇釋放出來，讓自己的生命和景觀直接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