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社會的禮教標本

　　到了西遞不能不說的就是位于村中心的胡氏宗祠“敬愛堂”，這是西遞規模最大的祠堂，也是胡氏族人祭祀祖先、舉行宗族議事、舉辦婚慶喜事、執行宗法制度、教斥不屑子孫的場所。

　　在中國，如果說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式社會，那么古代村落也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宗族制度為基礎而形成的。因此，許多村落從起源到布局，均表現出較強的宗族性。宗族的核心表征就是宗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有著重要的意念場或心理場作用。

　　朱熹和程氏二兄弟的祖籍都在古徽州，因此古徽州是受程朱理學影響至深的地方。朱熹生前曾三次回徽省親，每次逗留數月，講學鄉里，使得程朱理學成為了古徽州正統的學術思想。作為古徽州地域內的西遞，自然也就把程朱理學融入了自己的族規、族權之內，而程朱理學為西遞的發展和興盛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禮教對徽州乃至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影響之深，于徽州祠堂可略見一斑。因此敬愛堂不僅是村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也是西遞村中的禮制建筑。“敬愛“一詞，寓意深刻，既啟示后人須敬老愛幼，又示意族人要互敬互愛、和睦相處。

　　敬愛堂的大門十分講究，面闊三間，上覆三滴水式的屋頂，氣勢恢宏。祠堂中門之內為祭祀大廳，分上下兩庭，間隔以寬闊的天井，左右分列寬大的東西廊廡。里門之內為樓式建筑的享堂，形式古樸而莊重，是供奉胡氏祖先神位的地方，上方懸掛匾額“百代蒸嘗”。中國古代祭祀中稱秋祭為“嘗”，稱冬祭為“蒸”，“百代蒸嘗”意為世世代代、年年歲歲都要認真祭祀祖宗。堂內還有忠、孝、節、義四塊巨匾，其中里門上方懸掛著一個一米見方的大“孝”字，據傳為南宋理學家朱熹的真跡。該字亦書亦畫，字的上部酷似一仰面作揖尊老孝順的后生，而人面的后腦卻分明像一尖嘴猴頭，村人遂附會其為“尊老孝順者為人，忤逆不孝者為畜牲”。

　　牛形宏村

　　宏村人運用了類似“仿生”學的設計手法，別出心裁地將村落布局與傳統農耕文化象征的水牛相比附，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萬物有靈”思想的活化。

　　宏村位于黟縣縣城東北11公里處，整個村落坐北朝南。最大的特色在其整體布局為“牛形”,背靠的雷崗山為牛首,村口一對古樹為牛角,村中的民居群為牛身,穿村而過的邕溪為牛腸,溪水穿流于民居院落,匯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湖,繞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橋為牛腳。

　　栩栩如生的“牛”村

　　這座始建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的村落，最初叫作弘村。明永樂年間，汪氏族長請風水先生勘定環境，重新布局了建筑，并引水入村。清代中期，村中再次進行大規模的興建，并為避乾隆帝“弘歷”之諱，而更名為“宏村”。

　　近千年的繁衍生息、籌劃經營，至清代宏村已經發展為“煙火千家，棟宇鱗次，森然一大都會矣。”即便今日，村內依然留存了約140余座明清時期的古建筑，可窺見當年盛況之一毛。

　　宏村村頭有兩株高大的紅楊、銀杏，高均20余米，就是“牛角”。銀杏又稱白果，故兩樹又暗合紅白喜事之說。依照村俗，村民辦紅事（喜事）要繞紅楊樹三圈，辦白事（喪事）則要繞白果樹三圈，故而這兩棵古樹除風水樹的標志功能外，還扮演著規導傳統禮俗的作用。

　　比喻為牛身的屋舍灰瓦覆蓋，其間密布著“九曲十八彎”的清渠，又恰如牛身體中縱橫交錯的“腸道”，故稱“牛腸”，其中包括“大腸”400米，“小腸”400米。據說汪氏祖輩曾有族規：“牛腸”之水在每天早上八點以前為飲用之水，八點之后，村民方可在“牛腸”中洗涮碗碟蔬菜和衣物，以保持水質清潔。以后因村民相繼挖掘水井作為引用水，“牛腸”才漸次成為浣洗場所。后來又有許多人家引曲水入庭院，疊石掘池，塒（音同“時”，shí）花植樹，營造一隅壺中天地。

　　視為牛胃的村中央半月形的池塘，是村民在時任明永樂年間山西糧運主簿的汪辛的帶領下，將村中的一眼泉井掘成的一個一千余平方米的大池塘，池形依照風水之說“花開則落，月圓則虧”而作半月形，故稱“月沼”或“月溏”。

　　村外的南湖是牛形村落的牛肚。按仿生原理，牛是反芻動物，應有雙胃，因而牛形村也應有兩個水池與之對應；另從風水角度而言，村中的“月沼”為“內陽水”，需另有“外陽水”與之呼應，求得陰陽平衡，以利于族群發展，村人遂將村南百畝田地掘為池塘，作為牛形村的另一個胃，是為“南湖”，由此形成了牛形村落完整的的格局。

　　“不廢誦讀”聞書香

　　在徽州古村落規劃中，大多都設計有較完備的水系，以便生活取水和防火所需。但若宏村這樣規劃周備，又情趣盎然的仿生水系實為罕見。它不但在物質層面上滿足了人們的生活需要，而且在精神層面產生了深厚的文化意蘊，誘發了獨特的審美感受。

　　400年來，村中流淌不息的碧水清渠，不僅方便了百姓生產生活，消除了火災之患，還營造了宜居的小氣候和優美的水村景觀，家家門前淌清泉，戶戶院中蓄碧池。有詩贊曰：“何事就此卜鄰居，月沼南池畫不如。浣汲何妨汐路遠，家家門巷出清泉。” 難怪宏村被譽為“中國畫里的鄉村”。

　　正所謂地靈則人杰，美麗的宏村也因此人才輩出。徽州自古書院林立，學風甚熾，造就了大批飽學之士，明清兩代從西遞宏村走出的讀書做官者高達296人，康有為等公車上書要求廢除中日馬關條約，在上書中簽名的八名中，有四名就是西遞和宏村人。崇文重教、光宗耀祖是徽州世代族人的道德激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愚者得書賢，賢者得書利”，族人時刻牢記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家訓，各個村落或建宏偉的書院，或利用簡陋的塾室，延請飽學之士諄諄施教。正是這種治學施教的傳統，在徽州這塊“辟陋一隅，險阻四塞”的土地上，氤氳了“文風鼎盛 ”，“不廢誦讀”蔚然景象。

　　自宋代科舉成功到明清兩代以至民國以后，徽州儒生通過公平競爭躋身上流社會者數不勝數，所謂“一科同郡兩元”、“ 兄弟九進士、四尚書”、“一榜十九進士”、“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四世一品”等等；徽州共走出過28位狀元，出過17位宰相，名臣輩出。而“以文垂世”者如朱熹、戴震、胡適等亦可稱得上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巨擘；在政治、哲學、經濟、文學、藝術、醫學、科技、飲食、書畫、雕刻、建筑、園林等領域，徽籍名人更是燦若繁星。

　　宏村里的“民間故宮”

　　訪宏村不能不訪承志堂，這座民居不但規模宏大，布局講究，結構完整；且工藝精良，裝飾精美，是黟縣境內保護最完整的院落建筑，也是皖南民居的典型代表。

　　承志堂建于清咸豐五年（1855年），為清代大鹽商汪定貴的私宅。內有大小天井九間，七處樓宇、60余間廳堂，建筑面積達3000平方米。整個住宅分為外院、內院、前廳后堂、東西兩廂、書房廳、魚塘廳、小客廳、回廊、廚房等。還有專門用于打麻將的“排山閣”，吸鴉片的“吞云軒”，以及保鏢房、傭人房、小書房、井臺、地倉、貯藏室、馬廄等。儼然一個設施齊備的城堡，有“民間故宮”之號。

　　承志堂的規模和宏麗彰顯了當年徽商的實力和氣度，進入院門為前院，院內設有用于停放轎子的轎廊，廊側為保鏢和男傭的住房。院墻內側特別安置了防范盜賊的護墻板，遇有歹人深夜鑿墻打洞，必使墻板“砰砰”作響，兩廊保鏢和仆人自來捉賊。前院東側有供晚輩讀書的書廳，轎廊西側是魚塘廳，因為緊靠村中一個三角形空地，工匠在此設計了精巧的小天井和小魚池，通過欄桿引“牛腸”渠水流進流出，幾尾錦鯉隱約水際，在塘沿的美人靠可憑欄觀魚。前廳右側設有井臺、女傭住房；左側為小客廳，供等候的客人休息、飲茶之用。小客廳有旁邊門，可以通入花園，小客廳還連接“排山閣”與“吞云軒”兩處較為隱蔽的空間。

　　承志堂的另一大特色是它擁有大量精美絕倫的磚、木、石雕藝術珍品。特別是各式木雕，雖經百余年時光的消磨，至今仍惟妙惟肖、精美絕倫，展現了中國古代民間木雕工藝的高超。據說當年建造承志堂時共花去白銀60萬兩，其中僅木雕表層鍍金就用黃金100兩，全屋所有木雕由20個工匠歷經4年才雕刻完成。

　　在承志堂的木構件和門窗中也點綴了大量的木雕裝飾，題材從“官運亨通”、“財源茂盛”，到“富貴用葆”、“多福多壽”，大多表現了吉祥如意的傳統文化主題。這些疏密有致、簡繁得當、技藝高超的精美的木雕使承志堂這幢恢宏的建筑籠罩在絢麗、斑斕的色彩與光環中。

　　如果說客家土樓意象是一種靜態雕塑感，北方四合院意象是一種嚴謹秩序感，那么，徽州村落的意象就是一種神逸流動感。穿村而過的潺潺溪流、步移景異的綿綿街巷，馬頭墻的重復跳躍與遞進，似乎都在都傳達著這種強烈的律動。厚重深沉、細致精巧，婉約秀麗，空靈飄逸，這些恐都難以概括西遞、宏村的精彩，言不及義，也許最令人感動的還是你身臨其境那一刻的無言吧。

　　徽州人的建筑“禮法”

　　在中國傳統社會，“禮”是國家統治的思想利器。禮可以明確人倫、厘定尊卑、辨別是非，幾乎是處理一切重大事情的手段，可以說，禮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還是一系列行為的具體規則。事實上，在傳統社會，禮與法的界限往往是極為模糊的，禮往往具有法律的效力，而很多律法本質上就是禮法。徽人“聚族居，最重宗法”，“簇也，聚也，其間賢愚貴賤，固不相牟。一是皆以人道親親收之。”徽人縱使有足夠的金錢購地架屋，也多尊重宗族的整體利益，在族中長老的指導和參與下進行，依此修建的民居自然不示張揚，其型制、高度都與左鄰右舍的屋宇相近,避免自家住宅積壓周圍房屋的風水。

　　至于西遞住宅的內部，其布局設計也處處不離傳統禮儀，以實現其“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的功用。中國的傳統建筑自古以來就和尊卑有序、長幼分明的人倫思想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禮教文化無論是在官式建筑還是民居建筑中都有所體現。禮教文化講究中庸、秩序、三綱五常、等級尊卑的觀念，這些在徽州民居的空間布局、室內家具布置以及家庭成員的活動區域劃分等方面均有所體現。譬如在空間布局上，以廳堂為中心，廳堂與天井為中軸線，對稱布置廂房。體現出中正有序；廳堂的層高較高，其上不設廂房，以體現上尊下卑。其中的主要空間都串聯布置在縱向的主軸線上，次要的空間則并聯一旁，正廳堂一般設在在中間一進或最后一進，體現其位置的重要性。在空間的使用劃分上，樓上中廳為祖堂，雖然采光較好卻不住人，專門供奉祖先牌位。樓下的中堂為廳堂是長輩主持家法、訓誡子弟、宣揚家規的場所。其起居生活中，“男治外事，女治內事嚴格地界定了宅居內部空間范圍，以中門為界，前庭是會見男賓之處，后庭為女眷活動之地。

　　西遞民居外墻門面裝飾

　　西遞民居的外墻大門，通常以門罩或門樓加以裝飾。

　　明代門罩以水磨磚疊澀幾層線腳挑出墻面，頂上覆以瓦檐，手法簡潔。年代稍后的民居則用水磨磚在門框上部砌成垂花門形狀，兩垂蓮柱間施二枋聯系，檐下用磚椽支承，布置疏朗，大方得體。

　　清代門罩在枋間兩端兜肚部位大多施以磚雕，枋上亦用磚雕彩畫，后期漸趨精細繁瑣。正門的門額上常題寫字牌表明宅主身份、文化修養，或題吉祥字。一般住宅，正門有里外兩層門扇，外層是漏空菱花格扇，里層是木板門扇，上面包鐵皮，打上泡釘，漆以黑色，稱為鐵皮門。門扇外側貼地有門檻，稱為“門扶盞”。菱花格扇空靈剔透，使防衛森嚴的正門顯得親切近人。

　　徽州民居的外墻幾乎不開窗，尤其是底層，這是出于防盜需要。墻上有時開小窗數處，均以水磨磚制框，上部加磚檐，俗稱窗眉。外墻抹石灰，清代常用石板砌裙肩，墻角立角柱石，均與墻面砌平，民居的外觀在整體上十分素潔。

　　徽商與徽州建筑

　　徽商萌芽于東晉,是中國四大商幫之一。早期徽商發展緩慢，南宋期間,北方漢人大量南遷,徽州人口急速增長,土地壓力增大,迫使更多的徽州人外出經商。明中葉以后,徽商崛起,傲視群英，特別在鹽、木、茶、絲、藥材、典當等項目的經營貿易上，獨領風騷數百年，從“揚州為徽州殖民地”、“無徽不成鎮”、“鉆天洞庭遍地徽”等說法，可見徽商實力之一斑。致富后的徽州商人,為了報效桑梓和光宗耀祖,將大量資本輸回家鄉,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建筑的投入。

　　在徽商的住宅里，就有很多反映商旅生活、親人盼歸內容的木雕作品，如名為《商旅回歸圖》的一幅木雕作品，就生動地再現了當年徽州商賈生活，畫面里的男人背著包袱，夾著雨傘在山路上行走，神色匆匆，畫面上的女人倚在門旁，向遠方眺望，神情憂傷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