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規劃浪費引發的拆拆建建，使老百姓和納稅人的血汗錢打了水漂，也給各地政府帶來了高昂的行政成本，進而影響政府信用。東南大學建筑學院周琦教授周琦說：“我在美國芝加哥市住了6年，芝加哥現在的城市規劃是1887年做的。芝加哥之前是個小鎮，1887年被一場大火給燒了，后來就做了一個城市發展規劃，現在建設還是依照這個規劃，沒有大的變化，那張規劃大圖至今還掛在市規劃局里。 ”（《半月談》最新一期）

　　在“有多少建筑可以推倒重來”的疑問聲中，我們看到了芝加哥帶給我們的另一番景象：城市發展規劃百余年未變。相比之下，上海市有“亞洲第一彎”之稱的延安路高架外灘下匝道的設計壽命長達50年，卻只使用了11年就宣告壽終正寢；2002年初，武漢“外灘花園”因違反國家有關防洪法規被起爆拆除，政府為此付出了數倍于其上億元投資的代價；備受關注的南京紫金山“觀景臺”被人工爆破，數百萬元的國有資產白白流失……這些遠去的爆破聲猶在耳際，警醒各地的“規劃之筆”。

　　而結合芝加哥“城市規劃土”百余年未變的事實，誰該對我國“城市規劃紙上畫畫、墻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進行反省呢？客觀地說，單純就城市建設說城市建設的思維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如果人為地剝離城市規劃與社會、經濟、政治的內在聯系，無視其背后的利益博弈和權威性利益分配，城市規劃就難以擺脫“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困境。應認識到，城市規劃的多變與政府和官員自身利益的過于張揚，造成的城市普通公眾發言權空間狹小乃至利益無法得到保障有著密切的關聯。

　　當前，某些領導為了謀取私利，好大喜功，盲目干預開發過程以及城市布局，修建一些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利益的政績工程，使得“長官意志”高于公眾意志，結果背離了維護公共利益的價值目標。還有的規劃被指責為有權有勢的社會階層服務，而忽略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面對芝加哥“城市規劃圖”百余年未變，筆者以為，社會特別是官員群體應進行反思。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兩院院士周干峙在2009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曾說，當前城市規劃工作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行政干預過多，二是被開發商暗地操縱。城市建設涉及到開發商、市民和政府等多方利益主體的利益調整，是牽涉到多方互動的復雜過程，需要兼顧市民、開發商和政府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多方參與的制度安排。城市規劃既不能以政府利益最大化為訴求，也不能一味地偏袒開發商，應在多元利益需求中尋求均衡，保障多元利益和諧并存和共同發展。

　　我們何時才能擁有百年未變的規劃呢？筆者以為，給公眾以參與權和表達權才是最好選擇。不少城市的公眾往往只能獲得經過過濾和處理的不完全信息，公眾的表達渠道、監督能力都相當有限，公眾的一些重要觀點、建議也無法得到真正表達的機會。公眾參與表現為被動參與和末端參與，其參與效果幾乎取決于掌握公共管理權力的主政者的價值取向。事實上，公眾的實質參與權因種種原因而失去了。但普通公眾是城市公共利益的享有者，他們關注城市建設，并期望借助于城市建設提升自身福利水平。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市民對城市規劃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參與愿望。基于程序民主理論，既然公共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人民，城市建設不應將普通市民排斥在外。

　　芝加哥“城市規劃圖”何以百余年未變？我們何時才能不再艷羨芝加哥“城市規劃圖”百余年未變呢？這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