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中國，每個雕塑家似乎都戴有著兩套面具。一個面具是面對市場與經濟指標的；另一個是面對著自己的藝術追求的。這對于雕塑家們來說既是無奈的，又是有著有違于自身認識中的心理平衡難以保持的、推卸不掉的責任的。

　　兩重面具的始作俑者即是“城雕”運動中城雕狂讕所席卷起多少欲望的誘惑所導致。它以“活兒”的名義向每一個以雕塑技能為生存依靠的雕塑家們發出了“第一份”競爭邀請。當一個雕塑業者尚處于學生身份時，這種邀請即以零敲碎打的方式不期而至。當這些人不斷地一批接一批地成長起來后，那些“話兒”也隨之漸漸龐大起來。于此同時,另一種“邀請”也在伸手召喚：具有探索性的、個性的、風格的、當代的，屬于學術活動類的展覽、大賽等等，也在迫使（或者說是“責令”）雕塑家在還原本來就應具備的面具。

　　于是，雕塑家就開始為戴好兩套迥然相異的面具而作準備。兩套面具的交叉并行的需要，也鎖定了中國當代雕塑教學中的基本點??寫實基本功的不可缺、不可少、不可小覷，否則可能連一個面具都戴不好。這關乎到未來的生存。

　　本文的目的，不是討論兩種面具之于教學的因果關系。而是設問：兩種面具在雕塑家身上還要戴多久？

　　當今的大多數雕塑家都有“兩本賬”。一本是記錄著自己所做與作、但永遠也羞與示人的東西；一本是自已能夠最終放入自己的“成就”名單中或是個展中的東西。但能夠將“兩本賬”或兩重面具合而為一的雕塑家在中國終究是不大多的。

　　那么是誰迫使著絕大多數的雕塑家們要用兩種面具去生存呢？首先是社會，是掌控城市建設的實施者與能夠以大宗團購的方式一次性地買入雕塑的“人”。其次是遠遠尚未“真熱”起來的雕塑市場，最終還有雕塑家自己。

　　社會的巨大需求本來是一個天大的好事，她原本也就應該是一個真正的好事；她原本就以為這樣花了巨資的東西是可以百年大計的，是藝術的，是可以名垂青史的，但結果卻不是。

　　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但數十年來這樣的作品卻一直都在產生。在這種“產生”中，雕塑家扮演了重要角角：迎合需要者并適當地、盡量地堅持一點“作品”的底線（當然有更多的連“作品”底線也守不住的人）。但能夠持守住這一點的應該說還是相當不容易的。在最具經濟性指標的面具中，城雕作品多數是被認定為項目的工程，是高度體現建設方意圖與意志的產物。在雕塑家堅持藝術理念與建設方堅持“代表什么什么”理念之間的碰撞中，雙方都是痛苦的。

　　更多的時候，許多雕塑家圍繞著一個標語口號式的命題而進行圖解式的“創作”，創作的結果之于建設者往往成為建設方最高話語權者的意見為仲裁結果的局面。這為雕塑家為了謀求成功而留下了巨大空間。除了經濟的目標不被放棄，很多更藝術、更作品的東西往往是守不住的。于是，有時候，建設者是有理由認為，城市雕塑是一個城市中最高領導決定的、什么樣的造型可能性都有可能成立的東西。所以，這為無數的剛愎自用的各層次的建設單位的仲裁者，以及無數的中間人留下了無數種可能性的空間。盡管這種情形也在緩慢地改變，例如召集一些專家組成委員會進行評審，至少表面上是符合程序的，但評審程序之后的結果，往往仍會是另樣的。數十年來，雕塑家們都趨之若鶩地付出了極大的、數以千百計的“方案”，但結果卻是很渺茫的。這令人意識到：建設單位眼中的雕塑家在本質上與整天圍著他們轉的那些小包工頭們是一樣的，不過是來攬活兒的而已。（只有在最高話語權人授意前提下，他的手下人才不致于很放肆）。

　　“雙重面具”中的社會現實大抵如此。

　　現實的作用下，也改變了雕塑家們一直被動參與的方式，已越來越有更多的雕塑家被建設單位邀請共同策劃，設計預想中的項目或是大展、大賽之類的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雕塑家們在逐步獲得局部的或是大部分的話語權。這是一大進步！但根本性的制約，如投入規模、建設地點，風格樣式等等，還是有著相當多的預設前提的。

　　這個時候，雕塑家們的作用就顯得極為重要了。參與者的社會責任感與藝術良知將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百分之百地體現雕塑家的意志是永遠不可能的。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將專業規則與建設預期有效結合，幾乎是一種考驗。

　　在不少的時候，雕塑家或是景觀設計者們，充當了與建設方共謀規模的參與者。盡管絕大多數的“設計者”們是能夠立足于本人的或是意念相近的若干人的藝術判斷力而進行策劃的，但也有極少數人處于非藝術的因素與目的，明知不可為卻力促其為，明知其不知如何為，卻慫勇其如何為！雕塑家或設計師明知其（建設投資方）立項的想法愚蠢又可笑，但卻為了從“項目”中獲利，也為愚蠢的項目獻計獻策，從而使愚蠢者更愚蠢，可笑者更可笑！

　　例如：陜西法門寺以出土佛指骨與大批唐代宮廷禮佛法器而聞名天下。為了展陳這批文物，本已于20年前在寺廟之西即建有了博物館，但據說，隨著年節期間禮佛人數的劇增，現已開工(即將建成)要在法門寺之西修建能一次容納10萬人的禮佛廣場。省、市、縣、鄉各級領導積極“攢活兒”，請了臺灣的某“設計大師”主創。此廣場占地數千畝，僅通往廣場的“禮佛大道”即有1500米長，而廣場中央則要建一座高148米的菱形中空的“佛骨塔”，就為了要在那個巨大的中空處去安放那節不足4寸長的佛指骨，況且是在數十米高的半空中。在大道兩邊則要新建經幢與羅漢石雕各500尊……，這個荒唐的“創意”將會使真正的法門寺在未來淪為大道旁邊的一個擺設。法門寺與“大道及廣場”的比例關系在平面圖上猶如一雙頭部連著一只碟子（廣場）的筷子的旁邊遺落著一顆蠶豆(真正的法門寺)的關系。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巨大的建設群體中清一色的是歐風列柱所構成的建筑群，絲毫看不出這座綿延一公里的建筑樣式中與“大唐禮佛”之間有任何關系。

　　這應算是一起典型的由愚蠢的政府官員、奸詐的設計大師、各懷鬼胎的專家學者所共謀的一件愚蠢透頂的案例了。它的背后，則是數以十億元計的利益瓜分。征地的、立項的、挖土的，建筑的、蓋房的、搞景觀的、搞燈光的、供石材的、搞雕塑的、搞鑄銅的、搞石刻的等等，早已無人顧及它的荒誕不經而爭先恐后了。

　　這個項目中，雕塑家躋身其中者當也不少，為了其中的騎象菩薩、五百羅漢等等，都在力爭。它首先迫使了雕塑家按要求戴起了攬活兒的面具。當今的這些雕塑家們能做出高質量、高水準的菩薩、羅漢像嗎，能夠超過千百年間散落于各地的魏晉隋唐以降的各時代的內容相同的作品嗎？肯定不行！其結果不過是以當代雕塑家的身份為福建們與曲陽們的石刻工人攬到一筆生意而已。我認為，這樣的東西就是雕塑家們事后不愿再提、更不愿將其收入個人作品集中的東西。

　　雙重面具之于當代雕塑家的確是一個需要著力扮演的角色，雕塑家與設計師們在這種利潤巨大的工程誘惑面前，無人去拒斥其立項與實施的荒誕性，而明知其荒誕卻奮不顧身地去幫忙制造這種荒誕，這是一種惰落！

　　其實，類似的例子遠不止于法門寺，在全國各地的各級城市中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大大小小的雕塑家們也都有身影閃現其中。

　　問題說到此，利益與學術追求的分裂已將雕塑家們深刻地扭曲了。一邊是生存、富裕、奢侈的愿望，一邊是掙扎在內心深處的對學術質量的累積與名譽的渴望。二者交織竟將些許的雕塑家們變成了能夠分別應對不同雇頁主的多面手。雖然其背后原因極其復雜，早已逸出了雕塑家自身所能夠堅持的原則，例如：甲方是外行，并不懂得一件東西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它應該達到的程度；處于各種關系的作用，以及時間關系，價格原因等所導致的對質量拙劣的放縱等等，都是導致在客觀上區隔了學術面具與項目面具的原因。

　　有良知的雕塑家不能因為對方不懂而去唬弄人家！這樣做就等于是流氓！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力求將兩種面具合而為一，將每一次的項目也作為一次能夠安妥良知的創作來對待。這樣的主張也許是過于理想化，但似乎每個雕塑家都應檢討一下我們曾經所戴過的不同面具。

　　當然，當今仍有不少的雕塑家是堅持戴一套面具：學術面具的。堅持自己的主張與風格，堅持自己的理念與學術追求，從而去回避與“建設”有關的項目，但卻并不與市場相隔絕。這其中有兩種原因在起作用。一種是這類雕塑家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學術定位與個性的追求；另一種是壓根就無緣去接觸到“項目”而不得已地被逼入表現自我的拼打之中，這都成就了他們的立場與面貌，以及影響。

　　總之，戴兩套的面具是令人無奈的。我們希望社會的需求能夠更多地令雕塑家們展示出更純粹的面具形象來。盡管這種預期還相當遙遠。但關鍵還是在雕塑家們，而不在于這個半懂不懂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