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對待申遺工作 功利申遺導致輕視管理與保護
功利申遺，導致輕視管理與保護
“申遺熱總體上會增強全社會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但有些申遺是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拿塊牌子搞旅游搞招商，安徽古村落的申報成功引來上百個村鎮群起效之就有趨利之嫌；有的地方將申遺作為政績工程，黨政一把手親自上陣，投入大量人力財力；有些申遺明顯帶有商業炒作的成分，比如蘆蒿、菊花腦申遺；聽說算命的也要申遺，這更是申遺庸俗化的不嚴肅行為。”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認為，時下各種申遺，在保護遺產的大旗下，藏著形形色色的動機。
為了打造地區品牌、創造更多經濟效益而申遺是可以理解的。申遺成功，在客觀上有可能起到帶動經濟的作用，如平遙古城，申遺前一年收入不過18萬，申遺成功后，每年門票收入就達500萬。但賀云翱指出，過于功利的申遺熱，很容易導致重申報、輕管理、輕保護的結果。很多時候申遺并不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急于“貼現”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這一點，一旦達不到目的，保護的熱情很快會從沸點降到冰點。還有地方官員這樣說，“我這里申遺成功，再來加強保護。”這顯然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錯誤想法。還有一些可以聯合申遺的項目，比如江南古鎮、剪紙等，地方利益導致各自為陣，影響了申遺進程，也不利于整體保護。
開發過度，把遺產當成搖錢樹
南京明孝陵成為世界遺產后提高票價，曾引起非議。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楊新華認為，要辯證看待這個問題，提高票價可以限制客流，更好地保護明孝陵。
不過，楊新華坦言，國內一些遺產保護地的過度開發行為值得警視。有些地方把遺產保護地變成了經濟開發區或旅游開發區，把世界遺產當成“搖錢樹”，不惜以犧牲和破壞世界遺產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繁榮。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世界自然遺產地的旅游設施泛濫，受到聯合國的黃牌警告后，為保住稱號而進行的整改工作共計花費10億元，比已獲得的經濟效益高出數倍。泰山上的索道，就像親人額頭上被砍掉一塊，非常讓人難受，但這道傷疤卻無法修復。
為杜絕對文化遺產重開發輕保護的現象，國家文物局近日頒布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巡視管理辦法》，每年將向社會公布對各地世界文化遺產的監測結果。同時，國家文物局還將建立《中國世界文化遺產警示名單》，對保護不力的遺產地提出警告，對受到警告但不及時整改的遺產地還將建議列入《瀕危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申遺成功，仍面臨發展困境
今年4月，江蘇省昆劇院的一批中青年演員到周莊古戲臺“跑碼頭”駐演3個月，每人演一場只拿50元報酬。“我們演出和歌星演一場上萬元不好比，主要目的是為了普及推廣昆曲。”省昆院長柯軍說，昆曲在2001年成為人類口述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后，影響力擴大了，政府對昆曲也給予了大力扶持，但是昆曲的生存狀態仍不容樂觀。昆曲從業人員總體收入偏低，想學昆曲演昆曲的年輕人鳳毛麟角，昆曲人才青黃不接，現有為數寥寥的昆曲人多是出于對昆曲的熱愛和奉獻精神而堅守在這方舞臺，昆曲觀眾也仍局限于少數戲迷群體，對大眾普及昆曲的工作任重道遠。
“該文化遺產除對本地區的文化有絕對的影響力外，她們‘活'下去的機會也要遠遠大于‘死亡'。”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入圍非物質遺產的一項考查標準，昆曲在未來仍要經受住這一標準的考查。
申遺成功可能會給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光環效應，這種光環并不能直接帶來效益，其自身還要努力謀求生存之路，謀求未來的傳承與發展。古琴大師李祥霆來南京演出時曾說過，像昆曲、古琴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一些快要進入博物館的瀕危文化，與現代人距離很遙遠，如何讓它們活在當下，在今天是一個并不輕松的課題。
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對待申遺
南京云錦研究所所長王寶林告訴記者，南京云錦啟動申遺工作已經6年，2002年就列入國家預備申報清單，至今仍然在世遺大門外等待。目前，全國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報世界遺產的意愿，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申報兩個項目，照此計算，中國完成所有項目的申報至少需要100年。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對申遺熱給予肯定的同時，在多個場合一再給申遺熱“潑冷水”。他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對“申遺”項目的要求越來越高，審查越來越嚴，誰也不能確保我們的申遺項目一定能“過關”。因此，我們一定要端正申遺目的，無論是已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還是準備“申遺”的項目，都要加強保護。
多位專家也指出，要用理性和科學的態度對待申遺。“申遺”的目的不外乎一是保護、二為發展，而要實現這兩個目的，“申遺”只是一種較好選擇，而決非惟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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